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作为人口年龄组群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过程，最直观的人口统计表征有二，一是“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或64岁)占比下降，二是“被抚养人口”(≤14岁人口，≥60岁或65岁人口)占比上升，两者对冲可见“人口红利”的消减。其中，把劳动年龄人口视为“生产性”(Productive)人口乃普遍共识，把被抚养人口整体归为“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的人口(蔡昉，2004)[1]，则是基于日历年龄做出的界定。依循此据，凡是年进六旬的“老年人”自然就会被贴上“被抚养人口”的“非生产性”标签。这样的判定，恰好应和了老年人是社会负担、老龄化拖累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认同(袁蓓，郭熙保，2009)[2]，进而无形中放大了我们对老龄化社会前景的忧虑。 当代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呈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2％。另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年(WPP2024)①“中方案”数据预测，到21世纪中叶，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可能突破5亿，占比更将接近40％。这预示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二三十年间，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深将极大影响中国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力供给。鉴于此，2019年出台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供给”，“延迟退休”政策也从2025年开始正式实施。但是，无论是国民认知还是现实情境，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当代“老年人”群体中不断累积的“生产性”价值及其社会促进作用。一方面，以往基于“年轻型”人口和“成年型”人口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与制度架构(胡湛、彭希哲，2018)[3]，长期忽略了老年人的“生产性”价值，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更多聚焦在“健康老龄化”，没有把“生产性老龄化”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给予关注；另一方面，在正规用工制度和市场经济之外，广大老年人口“生产性”价值的释放还普遍处于个体自由发挥的散兵游勇状态，缺乏基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与认识引导。 然而，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占比的持续上升，给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困扰，就是伴随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导致“人口红利”转向“人口负债”。以往供给充裕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日趋缩减，占比不断下降，由此带来劳动力供给减少、用工成本上涨，社会抚养负担加重，经济增速减缓和社会活力减退等一系列问题。 面对愈演愈烈的人口老龄化冲击，国际社会在倡导“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②、“健康老龄化”(Health Aging)③和“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④等一系列应对主张的同时，提出了“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的应对理念。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启了延迟退休的政策实践，意在缓解老龄化态势下“生产性”人口缩减的困局。但值得注意的是，延迟退休政策并不足以全面推动老年人口“生产性”禀赋的释放。本文在深入理解“生产性老龄化”含义的基础上，跳出延迟退休政策的实践框架，探讨“生产性”人口应有的丰富内涵及其现实中的可拓展情景，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支持。 二、“生产性老龄化”的提出及其实践意义 “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是将老年人视为仍然保有“生产性”资源禀赋的群体、认为老年人可以成为有益于社会的资产而不是单纯的负担。该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巴特勒(Butler)提出，并在1985年出版了第一本生产性老龄化著述[7]。据文献查阅，“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作为一个专属概念正式被讨论，应始于1982年在美国举行的萨尔茨堡(Salzburg)研讨会(Jeffrey et al.，2002)[8]。与其他的老龄化应对主张不同，生产性老龄化侧重于关注老年人具有的“生产性”禀赋，认为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群体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全面衰老的、需要社会抚养的人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不同程度地具有参与社会发展的生产能力与多年累积的劳动价值，这种生产能力和劳动价值构成了“生产性”人口的内核，亦成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力资源储备。 “生产性老龄化”概念的提出，无疑是为政策关注和社会实践老年人的“生产性”活动及其劳动价值指明了方向。尽管“生产性老龄化”一开始被理解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活动，意在凸显老年人对经济产出的市场价值贡献，但跳出经济视角，老年人的生产性活动完全可以延伸向更广泛的非经济领域(Norton et al.，1993)[9]。而且所谓的“生产性”活动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生产活动，它可以指更全面的参与，更广泛的内容，既包括劳动就业、商品生产等经济活动，也包括各类家庭照料、志愿服务、自我发展等非经济活动(Butler，1995；Herzog et al.，1989)[10，11]。如此而论，生产性活动可泛指能够直接或间接创造社会价值的一切活动，包括有偿就业、无酬社会劳动和无酬家庭劳动三个维度(杨菊华，史冬梅，2021)[12]，意在强调，老年人的“生产性”禀赋不仅表现在职场岗位上；也表现在社区参与、家庭互助和个人自助中。可见，“生产性老龄化”概念的内涵，完全可能有更加丰富内涵，从最初关注老年人就业日渐扩大到从事各类志愿服务，照料他人等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楼玮群，童红梅，201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