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当社会面临深刻转型，经济形态也将同步发生深刻变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其中之一是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这意味着，人口发展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要求叠加出现的新形势，对平衡社会总需求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诸多数据都在表明，世界正在趋同迈入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作为推动由年轻型社会转向成年型社会、最终走向老年型社会的内生动力，全球人口年龄结构逐渐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的演进态势正在重塑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世界人口展望2024》显示，人口大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很有可能导致世界人口于21世纪80年代中期提前达到约103亿的峰值；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2.1；死亡率的进一步降低将使全球平均预期寿命自2024年的73.3岁提升至2054年的77.4岁①。于是，在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等因素推动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形成新均衡的态势下，人口老龄化进程已由隐性和缓慢发展转向显性和常态化加速发展。毋庸置疑，这不仅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亦将成为未来经济生活中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动力源泉。先期老龄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表明，银发经济是老龄化社会中最具活力、最有发展前途的经济形态之一[1]，其寓意着由人口年龄结构重大转型带来的新的经济机会。然而，与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进程呈现“同步型”的先期老龄化国家不同，我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形态演进先于社会架构转变的“超前型”老龄社会阶段。参照国际上通行的老龄化进程划分标准及其对应的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在2021年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时，人均GDP达到12618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当前到2035年，我国正处在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从中度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②。 在这个过程中，面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的新课题，“十五五”时期便成为重塑老龄社会的增长逻辑，为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夯实基础的关键时期。因此，为了实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这一“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我国银发经济必然承担着“提供保障、促进发展”的双重使命。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不仅首次廓清了银发经济的基本内涵，即“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作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③，更进一步基于我国老龄社会的环境基础和资源禀赋，围绕发展民生事业、扩大产品供给、聚焦多样化需求、强化要素保障等四方面提出发展银发经济的26项具体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银发经济”[2]。因此，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在“十五五”时期有效回应公众养老的急难愁盼，以增进老年人福祉、促进代际和谐与增强老龄社会整体活力的客观要求，也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充分挖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助推形成老龄社会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抓手。 学界对银发经济的讨论，自我国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便已开始。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人口转变新形势，银发经济在“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积极开发长寿红利”[3-4]，“经济适老化改革”[5-6]等相关研究命题下被审视和研判，研究重点从被动向老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到推动老年人充分参与社会和经济增权赋能，再到全面构建适应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社会经济循环。当前，在推进全面的适老化治理视域下，经济适老化面临着由老年人口禀赋结构嬗变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与经济活动的适老化转型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使得银发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多条件约束：其一，从实践执行层面，银发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架构和人口结构的非合作性冲突使其面临着支付能力和消费动力不足、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不高、市场监管和人才建设滞后等诸多挑战[7]。其二，从理论认知层面，银发经济的民生属性和福祉价值易被忽视。市场逻辑重于福利逻辑的思维导向，容易将银发市场的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混同、将人类普遍需求与老年特殊需求混杂、将提振经济的短期举措与经济适老化的长期战略剥离开来。 由此，便需要在以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为导向的战略部署下，厘清我国与先期老龄化国家和地区发展银发经济存在的共性与差异，以将国际成功经验合理转化为本土化的政策与行动。为此，本研究首先剖析了“投资于人”的基本内涵、双重属性及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正向效应，提出应以“投资于人”作为保持老龄社会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厘清我国银发经济承担的时代使命、基本特征及其演进历程的特殊性，以印证将“投资于人”作为其政策导向的合理性。最后，基于我国发展银发经济面临的复杂挑战与潜在机遇，兼顾国际有效实践经验，提出“投资于人”导向下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及具体路径。因此，本研究不仅从实践发展层面回应了如何破解当前银发经济面临的僵局和困境，亦提供了一个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嵌合协同于老龄政策的理念指引。 二、投资于人：保持老龄社会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政策导向 我国进入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后，面对人口发展呈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以及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等经济发展新要求，需要协同推进“人”和“物”的投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第五部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明确指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提出，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④。“投资于人”作为“十五五”时期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且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既是优化宏观政策取向、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的重大举措，亦是协同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键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