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随着逆全球化的逐步蔓延，新技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的复苏导致中国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技术封锁威胁[1]，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将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引擎。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新格局作为新时期重要发展目标。尽管中国受理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连续10年位居全球之首，但过往创新模式中存在的闭门造车现象导致企业专利创新在全球技术链中的“低端锁定”困境[2]，《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显示中国创新力排名却仅为第12位。开放式创新为企业创新行为由“独角戏”向“大合唱”的转变提供基础[3]，有利于扩大技术交流与合作、提升知识共享与吸收能力，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创新提供更多潜在机会[4]。因此，从企业自身寻找提升创新开放度的内生源动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 国内外研究对企业开放式创新驱动因素的探讨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第一，资源基础观将组织固有的资源与能力禀赋作为推动企业开放式创新的重要支撑，更丰富的互补资产[5]等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开放性。第二，制度理论文献强调营造公平、法治的创新环境是激励企业建立创新合作关系的核心外部条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6]等保障措施能够有效赋能企业开放式创新。第三，公司治理领域聚焦于探讨高管社会资本[7]等特征是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内部要素。此外，基于创新网络视角和生态系统观的文献认为企业所在网络节点[8]等特征也会对开放式创新产生复杂影响。然而，上述研究始终将企业作为各种内外部既定因素的被动接受者，却忽视企业作为战略决策的主体参与者角色，无法揭示企业主动提升创新开放度的内在源动力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开放式创新是一项重要战略行为，但过往研究尚未意识到：企业决定是否提升创新开放度依赖于简单的启发式决策。 企业行为理论能够为填补上述研究遗漏提供合适的解释框架，其核心观点为企业是由管理目标驱动战略行为的社会组织。企业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将作为后续行动的决策启发式和重要参照点[9]，促使其积极尝试变革性战略行为来提升未来绩效。实际创新绩效低于期望水平的相对落差(即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会传递消极反馈信息，加剧决策者的创新压力感知[10]，并促使其采取问题导向搜索以寻找导致未达到期望水平的解决方案[11]。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响应式搜索[10]和技术采购组合[12]等行为的影响，但尚未将提升创新开放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响应行为纳入到研究框架之中。基于此，本文将聚焦于企业行为理论来探讨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同时，鉴于“创新压力感知”和“问题导向搜索”是组织绩效反馈中的两个核心过程机制，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同行创新意愿、证券分析师关注、高管研发背景和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假设 1.1.1 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与创新开放度之间的影响关系 创新绩效期望落差意味着企业创新实力下滑，存在失去市场竞争优势地位的风险，组织外部合法性受到严重威胁。随着创新绩效期望落差的增加，决策者感知的创新压力更为沉重，越有可能通过提升创新开放度以改变当前所处的创新困境，这是因为： 第一，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加剧了决策者的创新压力，有助于激发其冒险动机，从而促使企业提高创新开放度。创新绩效期望落差意味着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劣势地位，引发股东、董事会等其他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不满，质疑现任决策者的专业知识与管理能力，加剧了决策者的创新压力与经营挑战。同时，内部利益相关者将施压督促决策者通过问题导向搜索来寻找创新绩效不佳的诱因[12]，激发决策者的变革动机，采取变革行为以恢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提高企业创新开放度有助于企业将外部前沿知识与现有知识有机整合[13]，重塑自身的创新能力，减少技术上的不确定性[14]，加快创新步伐，以提升企业的未来创新绩效，最终形成企业自身的长期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因此，创新绩效期望落差越大，内部利益相关者督促越频繁，决策者感知到的创新压力越大，采取变革行为的动机也越强烈，最终促使企业提高创新开放度。 第二，创新绩效期望落差意味着企业处于“创新失败”状态，外部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关注与监督也将进一步向决策者施加创新压力，从而促使企业提高创新开放度。创新绩效期望落差情境下，企业前期的研发投入未能获得预期回报，难以在未来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将面临损失前景，这沉重打击了市场投资者等外部公众对企业的信心，同时也加大了对企业的关注与监督[15]。因此，外界压力也会激发决策者的变革动机。提高企业创新开放度反映了管理者敢于突破原有束缚，勇于创新合作的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向外界传递“利好”信号，让外部资本市场及其他社会公众意识到管理者正采取积极措施以提升企业未来创新绩效，从而促使他们重塑对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恢复市场竞争优势地位的信心[9]。因此，随着创新绩效期望落差的扩大，外部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和监督程度加大，管理者采取冒险行为的动机越强烈，最终促使企业提高创新开放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创新绩效期望落差越大，企业越有可能提高创新开放度。 即使面临相同程度的创新绩效期望落差，创新压力感知和问题导向搜索的差异性也会导致最终创新开放度并不一致。一方面，当决策者对企业创新目标的关注程度更高，或对负面反馈信息与失败信号更为敏感时，企业创新绩效不达期望水平将对其产生更强的创新压力。这主要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例如较高的同行竞争者创新意愿会引发同群效应[16]，驱动焦点企业提升对创新目标的重视度；而分析师的密切关注则会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17]，放大创新绩效不佳的市场信号，加剧决策者对期望落差状态的敏感性。因此，本文选择同行创新意愿和证券分析师关注两个外部环境因素来考察决策者对创新压力的感知差异性。另一方面，有限理性的决策者通常依靠过往经验来实施问题导向搜索[18]，遵循从局部搜索扩展至整体搜索的行为惯性[9]，但通常需要占据大量时间与财务投入成本。拥有研发背景的高管拥有更丰富的创新工作经验，有助于快速锁定引发创新绩效期望落差的内部诱因。相似地，智能技术与数字管理平台能够有效缓解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束缚[19]，大幅度提升问题导向搜索的执行效率。本文由此进一步分析高管研发背景和数字化转型对决策者实施问题导向搜索的影响。这两类调节机制揭示了以往文献中忽视的决策者在“创新压力感知”和“问题导向搜索”两个核心过程机制中的作用，调节效应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