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志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洪俊杰(通讯作者),山东财经大学,hongjunjie@uibe.edu.cn(250014)。

原文出处:
经济学(季刊)

内容提要:

本文以外资持股企业参与制定我国国家标准为契机识别标准开放,考察了标准开放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标准开放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通过中外企业协作、市场竞争和信息传递机制发挥作用,并沿循产业链影响上下游创新。此外,标准开放推动了企业产品升级与出海、国内外标准统一和外商资本稳定。本文阐释了稳步扩大标准开放的意义。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重要时期。标准是我国基础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是调控经济社会活动兼容有序的顶层设计。相较于以降低商品要素跨境流动壁垒为特征的市场开放,标准开放容许国际市场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参与我国标准化建设,构成了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路径。在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时期,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现有文献业已探索了外资的国内市场准入对本土创新的影响(Javorcik,2004;杨红丽和陈钊,2015;毛其淋,2019),阐释了我国稳步扩大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的意义。随着我国开放重心转向制度型开放,我国对外资的开放领域逐步由国内市场向国内制度延伸,有必要从外资参与我国标准制度建设视角来识别并评估标准开放的创新效应。

  围绕标准如何影响创新,学术界开展了丰富探讨。第一支文献从参与标准制定和申报标准必要专利视角,研究了主动掌握标准话语权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参与标准制定提高了企业研发投入(刘小鲁,2018),通过降低财务约束、强化创新协同(Zhang et al.,2020)、提高社会责任投入、引发高端人才集聚等(崔维军等,2022),促进了企业创新。当多家企业协同参与制定标准时衍生出标准化联盟网络,占据标准化联盟网络中心地位的企业更易获取外部技术(Wen et al.,2020)。此外,普通专利被宣告为标准必要专利后,专利价值明显提高(龙小宁和张美扬,2023),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扩大(Gamarra and Friedl,2023)。

  第二支文献探讨了被动接受外部标准规制的创新效应。在“双碳”目标驱动下,环境标准规制与技术创新问题成为标准领域的研究热点(Manders et al.,2016)。行业维度的研究认为,清洁生产标准通过扩大研发投入推动了绿色技术创新,但污染排放标准却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Xu et al.,2023)。然而另有文献使用企业数据再检验时发现,没有证据支持清洁生产标准促进了受规制企业的技术创新(龙小宁和万威,2017),但清洁生产标准推动了上游装备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万攀兵等,2021)。此外,部分文献从国际质量认证视角研究了标准的创新效应,但同样没有得出统一结论(Terziovski and Guerrero,2014)。鉴于此,另有研究认为在低不确定性市场中,企业较少依赖外部标准降低不确定性风险,此时标准规制发挥了抑制多样化创新活动的作用。相反,在高不确定性市场中,外部标准释放的市场信息尤为重要,进而形成了创新促进效应(Deng et al.,2022)。

  本文以外资持股企业①参与制定我国国家标准为契机识别了标准开放,结合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国家标准信息数据、外商投资综合管理平台提供的外商投资审批(备案)数据、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专利数据等,考察了标准开放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标准开放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从作用机制来看,标准开放促进了中外企业协同参与国家标准制定、改变了本土市场竞争格局、促进了中外信息传递,进而影响了本土企业创新;从影响路径来看,上下游标准开放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拓展研究发现:标准开放推动了本土企业转型,表现为显著降低了本土企业的工业总产出,促使其“换道超车”开辟新产品市场;显著降低了本土企业的内销份额,促使其将销售重心转向出口市场。此外,标准开放还提升了企业面临的国内外标准统一度;促进了外商追加投资,有助于我国实现“稳外资”目标。

  本文的贡献如下:第一,回应发展中经济体的开放选择问题。当前经济全球化步入深度调整期,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型开放关乎经济全球化能否向更深层次演进。然而,发展中经济体是否选择扩大制度型开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型开放能否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中国情景,近年来学界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张洪胜等,2023)、资本市场开放(李金甜和毛新述,2023)和边境内开放政策(王孝松和常远,2023)等视角,探讨了制度型开放的经济效应。遗憾的是,鲜有研究基于标准开放视角探讨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型开放问题。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为发展中经济体推行标准开放提供经验借鉴。

  第二,回应标准与创新领域的研究争议。现有文献在标准如何影响创新问题上存在巨大争议(Manders et al.,2016),干净识别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解决现存争议的重要切口。本文率先检验了标准开放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借助“重要技术标准研究”专项试点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美国国际投资头寸构造工具变量,为标准领域的因果推断提供了新思路。

  第三,回应标准开放的指标量化和数据库建设问题。标准开放的量化方法是影响该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问题,本文较早匹配了国家标准信息数据库和外商投资审批(备案)数据库,以外资持股企业参与制定我国国家标准为契机,构建并测算了行业层面的标准开放度指标。与此同时,本文结合海量工业企业的财务、专利、贸易和投资数据,搭建起从微观层面研究标准开放问题的数据基座。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