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核心，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新型风险挑战、塑造国际竞争优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日益成为重构产业创新格局和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力量。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发展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表明，生产力取得的每一次进步都对生产关系的调整提出一系列新要求，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新型举国体制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综合运用行政的和市场的诸种手段，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综合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3]。这一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以鲜明的生产关系属性对传统举国体制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在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支撑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既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又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揭示二者之间的深刻互构规律，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当前，学界已经对新质生产力和新型举国体制分别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从二者的耦合视角展开讨论的研究却比较薄弱，而这又是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发展驱动力和新型举国体制应用范畴的重要方面。为突破现有议题研究边界，持续开拓交叉研究新方向，亟须通过构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三维分析框架，深入揭示生产力与举国体制的共演关系，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与新型举国体制的耦合机理，并尝试提出实践层面的适配路径，以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实践指向。 1 以举国体制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演进 在中国历史语境下，举国体制与生产力的互动始终遵循“制度调适—动能释放—再创新”的螺旋式上升逻辑，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又彰显了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共生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实现形式，但最终都指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新时代，举国体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历经初创期、转型期和完善期等阶段，为生产力发展方式蹚出了一条从“要素规模性投入”到“创新集成式发展”的跃迁之路。 1.1 构建传统举国体制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中国各方面建设面临严峻的困境，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工业体系近乎空白，农业生产也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生产力水平整体比较低下。随着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全国范围内的生产资料实现公有制转换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传统举国体制推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一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建成先进工业国的战略目标成为传统举国体制的核心历史使命，由此形成了以工业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模式，以满足国防安全、重工业发展和提升生产力水平的需求。传统举国体制依托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按照全国一盘棋建设完善的计划规划体系，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资源集中分配和集中力量协同攻关的战略性政策，集中全国之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通过行政和计划规划手段对资源进行整体调配和合理分配，促使生产要素向特定领域进行集中配置，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提出发展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确保有限资源集中于工业领域，使国家直接掌握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这为我国构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具体思路。”[4]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5]。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问题，在党的领导下确立了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156项重点工程项目成为工业化建设的核心，涵盖了煤炭、电力、化工、机械制造等多个关键领域，迅速建立起我国工业体系的初步框架。1956年，我国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技规划”)，从13个方面确定了57项重大科技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并从中提炼出12个重点任务，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科技问题提供了强大支撑。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传统举国体制背景下中央批准设立了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行政权力机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作为党中央的“全权代表”将各个工业行政部门“集合”在一个协调框架之中[6]，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原子能工业的生产建设之中，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原子能事业和导弹核武器的发展，“两弹一星”成为举国体制的成功典范。中央专委会作为一种中央层面的特设权力机构，在以举国体制方式推进原子弹研发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作用。据钱学森回忆：“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那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