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是社会发展面对的永恒话题，也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我国已经如期实现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与此同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类不平衡不充分因素仍然存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20年来，中国基尼系数(Gini index)整体上呈现波动扩大趋势，其中最低值为2015年的0.462，仍然明显高出国际警戒线[1]。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解释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两类重要理论工具。一方面，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差异，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要素决定了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能力和议价能力，具有提升个体收入水平和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双重作用[3]。另一方面，基于网络结构观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关系嵌入性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个体通过运用嵌于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实现劳动市场中的信息传递，从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4]。近年来，大量研究将健康[5]、教育[6]、培训[7]、能力[8]等人力资本要素以及各类社会资本因素[9]纳入个体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决定模型，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仅对个体收入水平产生影响[10]，也是导致个体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11]。由此表明，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对防止群体固化和收入剥夺恶化问题、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体育运动促进参与者身、心、群全面发展的价值与功用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学术问题。作为五大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体育运动能够改善身体机能，降低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12]，提高个体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参与时长[13]。同时，体育运动具有丰富的人际联系性和群体联系性，能够作为社会资本建构的重要场域，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个体层次和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14]。然而，尽管体育运动促进个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的积极价值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鲜有学者将其与个体经济收入结合起来，探究体育运动参与的经济福利效应，或是基于体育运动的个体效益对其群体效应展开研究。基于此，本文结合福利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视角，实证检验体育运动对参与者经济福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福利经济学概述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国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经历了从主张基数效用论的旧福利经济学时期，到主张序数效用论的新福利经济学时期，再到向古典效用主义和基数效用理论回归的现代福利经济学时期的发展历程。旧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庇古将福利分为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其中，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衡量的部分，而社会福利包含了对财富的占有以及由知识、情感、欲望而产生的满足[15]。总体来说，旧福利经济学理论认为福利可计量、可分类，并且可用效用基数论计算，将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看作所有个人经济福利的加总，由此得到的基本福利命题是：国民收入总量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均衡，社会总福利就越大。因此，在探讨福利公平问题时，相关研究将经济福利等同于国民收入，并提出了“庇古税”和转移支付等一系列提高社会福利的方案。 旧福利经济学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被后续福利经济学家所世袭，但由于收入均等化等观点无法适应垄断资本的需要，经济学家们在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发展，新福利经济学应运而生。与旧福利经济学相比，新福利经济学主张个人福利只能以序数比较而不能用基数衡量，其核心思想是只要坚持效率原则，国民收入就能快速增长，个人福利也会随之提高。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Kaldor[16]和Hicks[17]提出的“补偿原则”，认为如果生产和交换的任何改变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增加而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这种变革就是可取的。总体而言，新福利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并在特殊历史时期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但也有学者认为，新福利经济学取代旧福利经济学的功过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如阿罗(Arrow)在其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8]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即在缺乏参考信息的情况下，序数效用无法从个人偏好秩序推导出社会秩序，所以根据序数效用的社会福利函数解出社会福利最优极大值是不可能的。因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向古典效用主义和基数效用理论回归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发展的主流。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基于基数效用论提出了多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福利函数，相比于古典社会福利函数仅将社会经济福利看作个体福利的简单加总，即W=U[,1]+U[,2]+…+U[,n]，Rawls[19]主张Max-min原则(Maximize the minimum)，提出要根据社会底层人群的福利水平衡量社会福利，即W=Min｛U[,1]，U[,2]，…，U[,n]｝，但过度强调公平无疑会导致社会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与之相对的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遵循Max-max原则(Maximize the maximum)，提倡精英阶层福利的最大化，即W=Max｛U[,1]，U[,2]，…，U[,n]｝，同样因过度强调效率，忽略了收入极化等社会公平性问题。Sen[20]在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因素的基础上得到的社会福利函数为μ(1-G)，其中，μ为个人平均收入，G为基尼系数。此后，Foster等[21]进一步将社会福利函数完善为
和
，其中T[,T]和T[,L]为2种形式的泰尔指数。综上，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认为要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经济效率是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充分条件，社会无差异曲线与效用可能性曲线的切点为社会福利的极大值。将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纳入基数效用的社会福利函数不仅较好地解决了社会福利的量化难题，同时也突出体现了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