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便迈入了快车道，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跃升至2022年的65.22％[1]。随着中国人口增长模式和城镇化进程进入新阶段，人口流动趋势正从城乡流动向城城流动转变[2]。基于城际博弈的失衡，部分城市可能以其他城市的收缩为代价实现增长[3]，使得区域呈现出人口收缩与增长并轨的地理事实。受制于惯性增量规划和粗放发展模式，增长和收缩城市均存在不合理地持续开发建设，特别是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挤占了周边林地、草地、水域等生态用地空间，改变了气候、土壤和水文等生境要素，造成区域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服务能力退化，严重影响区域生态环境水平[4]。2023年，《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5406.htm)提出严格管控城镇开发边界，推动城镇空间内涵式集约化绿色发展。在此背景下，探究城镇化与生境质量间的交互耦合关系显得至关重要。 城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3大战略之一，关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生境质量作为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显要表征，直接影响着区域生态安全稳定和人类福祉改善[5]。城镇化与生境质量相互关联，并在特定的人-地关系下受到多种要素的共同驱动[6]。目前关于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多聚焦于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人口聚集、交通发展等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的影响[7-9]、生境质量对城镇化的响应关系[10]，而对城镇化与生境质量交互作用的研究相对匮乏，基于人口收缩情境下的讨论更是寥若晨星。在区域间互相关联、竞争与合作以及本地发展制约的共同作用下，与增长城市相比，收缩城市呈现出愈加严重的经济衰退、土地废弃和建筑闲置、公共服务供需失衡等一系列负效应[11]，对区域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协调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亟须开展增长和收缩城市的比较分析，揭示两者在城镇化与生境质量协调发展上的异同，以更好地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粮食主产区和生态保障区，东北三省自1991年以来，由于其经济结构失调，计划经济残余，人口流失与老龄化等因素，加之新旧“东北现象”的叠加，致使东北地区人口收缩演变为一种集体的、连续的和区域性的现象[12]。鉴于此，本文以东北三省为例，在运用2010-2020年人口变化率将城市识别为增长和收缩城市的基础上，对2类城市的城镇化和生境质量及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测算，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剖析人口状况、经济表现、土地利用和公共服务等指标对2类城市城镇化和生境质量协调发展的作用差异，以期为制定有效的针对性政策提供有价值的见解，推动区域人地关系协调健康发展。 1 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人口收缩现象最先发生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后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现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经济问题[13]。收缩城镇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根植于本土化而嵌于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11](图1)。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城镇间的博弈是基于资源要素的动态流动、积累和循环的过程[14]。在政府差异化分配发展权限的基础上，市场对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发展要素的配置趋向于优势城镇，这些城镇凭借生产的集中和劳动力的聚集，以规模集聚、科技创新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给城市发展带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提升经济产出效益，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改善生态环境效益，朝着稳定增长、持续繁荣的方向迈进[15]。而困于博弈劣势的城镇，生产要素持续外流，城镇发展能力下降，城镇发展机会被“空间剥夺”[16]，陷入低效率的路径锁定和累积循环，走向收缩。
图1 人口收缩情境下城镇化和生境质量耦合协调理论框架 Fig.1 Coupling coordination theory framework of urbanization and habitat quality in context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人口增长与收缩是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面”，二者基于发展的零和博弈[17]，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态势。收缩城市限于发展势能的下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变量减量发展[18]，如人口减少、经济下滑、土地废弃、建筑闲置、公共服务供过于求等，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制约着城镇通过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来逐步化解城镇化负向效应甚至反哺生态环境[19]，加剧生态环境的退化(虽然要素的减量流失一定程度上会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干扰，但现有城镇依然基于增长情景持续推进城镇化建设[20]，粗放的城镇化建设会降低要素流失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效益)。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会遏制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导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失调，威胁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增长城市则相反，其在要素配置下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镌汰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传统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势能，推动城镇化进入良性循环状态。高质量的城镇化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而生态环境的改善又能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加速城镇化进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朝着高度协调的方向发展。在人口收缩情境下，增长和收缩城市基于要素配置的差异造成城市发展不平衡，会加剧城市城镇化和生境质量交互耦合的复杂性(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