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重要的人口活动和经济发展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1-2]。同时，黄河流域也是构建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3-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式成为重大国家战略[5]。 生态综合治理是构建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6]。健全高效的生态综合治理政策体系不仅能够有力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7]，更是积极响应和践行“双碳”目标、美丽中国建设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具体体现[8]。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颁布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希望通过改造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以支持经济发展，这奠定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政策基础；1963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治理确定为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的重点领域之一；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这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要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2022年6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和水利部联合发布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该规划为黄河流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2022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这意味着黄河生态保护与治理正式进入法治化的轨道。 以上文件的出台基本构建起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体系，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纵观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历程，清晰把握已出台的政策内容，厘清不同时期政策注意力关注的重点，可以为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及时反馈政策框架空缺，对后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以及提升政策实施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演变特征，有助于健全现有政策体系，为未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1 文献综述 随着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生态治理政策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以傅伯杰等[9]的《中国的环境政策效应与污染治理效果分析》为代表，生态环境治理政策进入了研究视野。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密集出台，政策研究的主题不断扩展，学者们从政策演变特征、政策完善与优化等方面对中国生态环境治理政策进行了探讨。一是聚焦于政策演变阶段的划分。王佳等[10]将1973年以来的中国生态治理政策演进历程分为平稳起步期、波动上升期和稳步增长期3个阶段；郑石明等[11]则将其细化为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5个阶段。二是聚焦于政策工具的分类。丁刚等[12]和唐斌等[13]认为，生态环境政策工具包括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社会参与型等类型。肖建华等[14]则认为由于国际双边或多边非法定环境协议的出现，生态环境政策工具经历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性环境协议型和基于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型等类型。三是聚焦于政策建议的优化。杨春蓉[15]认为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应在应对复杂环境变化中不断优化，提升治理效果[15]。一方面，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策略，结合区域协同机制推进环境治理[16]；另一方面，应通过明确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参与和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以解决当前环境治理的关键困境[17]。针对以上研究主题和内容，学者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有较大差异。一类侧重于理论研究，将公共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相结合，探讨环境治理政策变迁的逻辑[18]；另一类则侧重于实证研究，主要运用Citespace和Nvivo等工具，定量分析政策演变规律[19]。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各具特色。基于公共政策理论的案例剖析，可从微观层面揭示政策变迁的因果关系，并提供理论解释[20]；而实证分析通过识别政策文本中的高频词和结构关系，直观展现主题分布和政策脉络，有利于增强对整体政策演进的可视化理解[21]。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从研究主题、方法和结果等方面对中国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做了大量研究，为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存在不足。一是在研究内容方面。目前研究分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演变特征的文章较少。随着黄河流域生态功能的逐渐增强，其强弱会显著影响国家中期甚至是长期的生态安全和环境质量[22]。因此，研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演变特征，将会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在研究样本方面。当前研究仅限于中央出台的专门政策文本，较少从流域整体考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演变特征，研究范围较窄。三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当前研究内容缺乏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的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