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物种大灭绝的时代，这场灾难的主要驱动力正是当前已摆脱二战后各项管制措施、不再服务于国家共同体利益的全球化市场。这个由跨国金融家、企业家和公司经理阶层主导的市场体系，通过控制国家机构以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却将全球生态危机推向了顶点，应对生态危机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气候失衡，以石油峰值为代表的全球易开采资源的枯竭，以及各地频发的环境问题和政治冲突，都是这场危机的具体表现。更严重的是，人类活动正从根本上摧毁全球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及其应对此类动荡的机能，绵延12000年的地球生态平衡也很可能随之瓦解。这个适宜人类繁衍生息的生态体系一旦崩溃，任何新形成的全球生态秩序都不再对人类有利，文明社会将面临崩塌，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灭绝，最乐观的估计也可能有数十亿人伴随着全球大多数物种的灭绝及其相关生态系统的崩溃而消亡。 正如理论生物学家何美芸(Mae-Wan Ho)和理论生态学家罗伯特·乌拉诺维茨(Robert Ulanowicz)在《作为有机体的可持续系统?》(“Sustainable systems as organisms?”)中所写：“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发达国家致力于推行经济全球化，旨在消除贸易、金融和采购方面的一切壁垒，这无异于摧毁全球经济体系错综复杂的时空结构，其必然结果是导致对贫困群体(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过度剥削，最终将拖垮整个经济体系。但危害远不止于此。由于全球经济体系植根于全球生态系统，全球经济的过度开发将迫使人们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消耗自然资源，从而使全球生态系统越来越无法进行自我更新。这将导致对经济系统的资源输入日益减少，进而迫使人类进一步地攫取自然资源，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并最终摧毁全球经济和地球生态系统。”①尽管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意识不断增强，但应对措施显然远远不够。统治精英们声称，人们有权追求自身利益，市场能为参与者提供适当的回馈。然而，面对解决环境问题的诉求，他们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从几乎所有方面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人们充分认识到自身面临的威胁以来，情况变得更糟了，排放量仍在持续增加，热带雨林和海洋生态系统仍在持续遭到破坏。 世界各地的环保人士都在呼吁采取更多行动，但他们现在的作用已沦落为施压团体。他们的工作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正视导致生态破坏的原因。环保人士应当明确，亟需改变的正是当前全球化市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27年之久的雷·麦戈文(Ray McGovern)表示，当前全球化市场由“军事-工业-议会-情报-媒体-学术-智库综合体”强制施行并加以维系。 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深刻悲剧在于：市场监管本就无力，全球化市场更是不受束缚，狂热追逐经济收益，将全球范围内的平等与民主事业抛诸脑后，对就业、粮食、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问题漠不关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力量的释放，必然伴随着对一切阻碍市场积累逻辑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经济模式和生态系统的摧毁。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真实议程，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由企业统治集团(尤其是其中的金融部门)主导的全球单一市场，将绝大多数人异化为消费者，而非民主共同体中的公民。 意识到必须改变这一全球化市场的人，在尝试了多种替代方案失败后，仍然心有不甘。要取代全球化市场，几乎没有可行方案。 这昭示着人类知识的危机和“人文精神的衰竭”——信仰以及作为自觉能动主体的能力与意志的丧失。人文学科正在急剧丧失其培养人性、教化心灵的历史价值，日益蜕变为驯化民众的工具。后现代主义以其特有的相对主义立场和对人文基础的怀疑态度，加剧了这场人文主义的危机。 人文学科的危机与后人文主义的兴起，似乎是NBICS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技术、社会技术)的引入与系统性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之一。后人文主义出现的时代，恰恰是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彰显人性光辉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性来抗衡全球企业统治集团的霸权，对抗财富的极端集中与民主制度的溃败；更需要这样的人文精神来避免“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战争浩劫，因为全球生态破坏正在摧毁人类生计与文明存续的基础。 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艺术——的边缘化，一直与算法思维(可由计算机执行)及其所宣称的专业权威(尤以经济学为甚)的全面胜利密切相关。这种思维模式正在系统性取代想象力、理解力、洞察力、领悟力、智慧与判断力，以及培养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共存所需的教育。 当今盛行的“技术科学”——一种被分析哲学家所描绘和捍卫，受市场和人力资源管理者支配的科学形态，正是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所警告的“超级科学”的结果：由目标明确的执行者主导，充斥着极端专业化、短视思维以及对科学本质价值的漠视。②在这种范式下，唯有将自然与人视为可改造对象的研究才能获得资助——其价值仅取决于能否帮助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或助推政府提升国民生产总值(GNP)。这种技术科学造就了一个以媒体为中心的世界：主体性被消解，文化支离破碎，一切可能的东西都变成了商品化奇观，公共生活日益碎片化，民众政治意识不断淡化，变革性政治陷入瘫痪。所有这些现象，都与民主体制的空心化进程密切相关。这种科学并未深化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反而催生了大量碎片化知识和伪知识——尽管它确实为企业提供了盈利的手段，为政府提供了制造武器的手段，更为权力精英阶层提供了操控与迷惑民众的手段。随之而来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复苏的前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公共政策近乎彻底的垄断，该理论被用来证明“将市场法则强加于生活各领域”的合理性。然而，某些学科，例如生态学(包括人类生态学、气候科学、制度和生态经济学等领域)，提出限制市场垄断和利益导向，却遭到了系统性削弱与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