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学教师技术负担的影响研究  

作  者:
郭静 

作者简介:
郭静,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南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浙江 金华 321004);酆京亚,南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南昌 330032)。

原文出处:
教育评论

内容提要: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随着数字化技术嵌入教育教学活动的程度加深,技术负担成为中小学教师素养提升和专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亟须探寻解决之道。以认知负荷理论为基础,遵循质性研究取向,对基础教育领域的15位中小学教师展开半结构式访谈。研究显示,面对全方位的数字技术渗透,中小学教师正面临来自内外部等多种类型的技术负担。现代化信息技术在介入中小学教师教学过程中要减少外部认知负荷,控制内部认知负荷,增加关联认知负荷,使教师的技术负担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真正实现数字技术对教育教学的减负降压。


期刊代号:G30
分类名称:中小学学校管理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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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理论基础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提出的认知负荷理论是基于现代认知心理学关于学习和认知的理论框架。[1]该理论从外界因素(任务需求、环境因素等)与学习者内在因素(作业能力、努力程度等)的动态交互作用阐述在处理具体任务时加在学习者认知系统上的负荷的多维结构。[2]该理论以资源有限理论和图式理论为基础。资源有限理论强调在问题解决或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认知活动均需消耗认知资源,当所有活动需要的认知负荷超过个体的认知资源总量时,会引发因资源分配不足带来的学习或问题解决效率衰减;图式理论强调人类知识表征以图式为基本单位进行存储和组织,学习过程中对新信息的整合和加工会不断增加图式的数量、质量和规模,从而增强学习效果。[3]基于此,认知负荷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内部认知负荷、外部认知负荷、关联认知负荷。[4]

  (一)内部认知负荷

  内部认知负荷源自学习材料本身的特性,由学习材料的复杂度、难度和学习者的专业知识水平决定,兼具客观和主体的双重属性。客观性指学习材料本身的复杂程度和难易程度,主体性强调学习者自身的认知特点。当学习者长时记忆中具有与图式建构相关的知识积累,且学习材料丰富,知识要素简单,那么由此引起的学习者内部认知负荷也较低,加工学习任务需要调用的认知资源就越小。反之,学习材料呈现高度复杂性,学习者缺乏必要的知识经验,该认知活动需要的认知资源就越多,相应的引起的内部认知负荷也就越大。

  (二)外部认知负荷

  外部认知负荷(也称无关认知负荷)主要源自学习材料的组织、呈现方式,属于学习过程中可避免的认知负荷类型。当学习过程中出现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知识呈现结构逻辑不清晰、教学设计不恰当等情况时,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加工与建构知识就会受到一定阻碍,感受到显著的外部认知负荷,反之则呈现较低水平。一般而言,学习者自身的认知风格、学习材料的类型、选择知识组织与呈现的形式适配时,能够有效调控外部认知负荷。

  (三)关联认知负荷

  关联认知负荷指学习者在图式的构建与自动化过程中引发的认知负荷,它取决于学习者已有经验的完备程度。学习者头脑中拥有足够的与学习内容相关的图式且这些图式达到高度自动化,能够快速完成当前信息与已有图式结构的信息整合,从而通过减少信息加工单元的数量实现对认知负荷的动态调节。在认知任务要求较低的情况下,学习者有充分的认知资源可用,还可以投入一些额外的认知资源促进图式建构。这种非必需但投入后有利于图式建构的认知负荷,即关联认知负荷。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于质性研究便利性和典型性的抽样原则,选取浙江省某区域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城区学校作为样本。通过该校六年级语文教研组组长引荐,对3位小学教师、3名初中教师进行访谈,过程中访谈对象继续进行推荐,最终确定15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赋予每位受访者的文本资料以日期—编号—性别(F/M)的被试号码。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采用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通过一系列开放式问题深度了解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师技术负担的来源与表现形式。访谈完成后,借助Nvivo 12.0对采集到的文本资料进行编码,编码方式并非完全按照扎根理论范式,而是介于预定式与归纳式之间[5]。这种收集资料方式虽有预设框架,但并非将访谈资料塞进框架,而是对资料持开放态度,具体编码如表1所示。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学教师技术负担的具体表现

  (一)基于技术工具本身的内部负荷

  教育技术的加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短期内实现了“减负”“释压”的预期效应:AI工具缓解了教师备课的压力,PPT的使用代替传统板书降低了书写的工作量,智能作业系统缩减了人工评阅作业时间,钉钉、腾讯会议等App突破了教学时空界限……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与工作负担减轻之间的正向关系。但是,教师在这样一个技术迅速迭代的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选择,无论是主动或被动,都会被不可逆转的技术进化轨迹裹挟进不断加快的信息时代。在这种与社会数字化转型同步甚至是延后发生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教师往往置身于被数据“服务”和被系统“提出要求”的结构性压力中。

  “说到教师与信息技术工具的关系似乎看起来是我们操纵技术,让这些技术工具为我所用,但实际上我现在的感觉是:我在被技术工具支配。以前一台录音机加上老师自己示范就可以上一节绘声绘色的英语课。可现在的工具五花八门,光学会使用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还时不时在课上使用的过程中出现小意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每次都要提前去检查一下这些软件、工具能不能正常使用,我这样的年轻老师都觉得难,年纪大的教师可想而知了。”(20241202—03—F)

  教育数字化进程承载着双重社会期待,既期待信息技术革新课堂教学,也期待信息技术对教师实现某种“赋能”“解放”。正如“实时传输”“同步生成”“一键完成”等信息化专用语传达出的乐观期待,渴望通过信息技术减轻教师工作负担、提升教师工作效能。但是,每项新技术引入教学系统时,教师都需要花费时间与精力重新学习、适应、习惯。无论是采用工作时长还是工作总量衡量教师的负担,教师感受到用于工作的技术在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习惯[6],他们正在经历着技术的超负荷。这种技术赋能和技术异化的辩证关系,揭示出数字化进程中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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