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历经逾百年的曲折发展历程，近年来学术界运用现代化理论对此展开的研究持续深化，成果丰硕。探究中国教育现代化，需要研究国人追求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1853-1926)，作为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堪称中国教育最富有改革力度的重要人物，在积极接纳现代性的同时，又坚守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张謇为个案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在当今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秉持何种立场来审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关系，从而为推进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参照。 一、“本旧说而参新法”[1]：兼容整合的文化立场 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被西方文明冲击而分崩离析的社会转型时期，许多仁人志士走上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之路，于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拉开了帷幕。中国的早期教育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先行者”的教育模式进行模仿、移植而获得教育现代性的过程。正是在外来模式与本国传统的不断调适中，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先驱者之一的张謇，选择了自己认定的道路，他既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文明，创办新式教育；同时，他又在推动教育现代转型时，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继承，即他所说的“本旧说而参新法”。张謇先后在南通及周边地区创办小学344所，中学及各类职业、实业、特殊学校几十所，高等学校3所，以及中国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气象台和图书馆、体育场、更俗剧场、公园等众多现代社会教育机构，使近代南通地区形成了层次齐全、类型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以教育和实业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将南通这个原本封建落后的江北小城，建设成为近代中国的“模范城市”，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应邀考察南通，给出“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地也”[2]的美誉。 不可否认，张謇在南通进行的教育现代化实践，其开创的教育、实业等各项事业，来自对西方和日本这些现代化先行者的学习和模仿。但他学习和模仿的目的，一直着眼于自身，一开始就具有扎根中国大地，以“他”说“我”、以“我”说“他”的理性自觉。张謇的教育现代化的立场可以用守本创新来概括，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本旧说而参新法”。 (一)“本旧说”：优秀教育传统的赓续与转化 1901年，张謇在其重要文献《变法评议》中阐述了社会变革的主要思想，他说：“夫法所以行道，而法非道，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法久必弊，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3]他一方面强调“变”“法不可不变”，另一方面又强调“道不可变”，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坚守中国立场，这也可以看作张謇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本旧说而参新法”容易使人想到“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中国传统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张之洞提出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倡导对西学要“知通”，同时力主把“知通”和中国传统学说的“知本”结合起来。两者相互补充，形成了他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体西用”沿用的是正统理学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世界上每样东西，无论生物或非生物，一律都是原则和物质的融合。后者从前者那里接受它的本质特征，而前者则以后者为具体形式，因此两者都被认为是不可分的。形成的一对概念范畴是“道”和“器”，或者“体”和“用”。然而张之洞的“体”是以传统经学中的“礼”为核心，“用”是指现代西方科技、工业和一些制度形式，这两者是不能互为表里的。在当时的体用之争中，张謇认为《劝学篇》“本旨专持新旧之平”，并非“全是康说”的“助新”之说。[4]张謇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学说是有好感的，但他理解的“体”，与张之洞强调的主要是汉代以后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的“体”不同。张謇所谓的“道”的文化源头，直接来源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张謇认为不可变的“道”，可以说就是“惟尧则之”的“天”①。《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5]“道”是社会、人与万物生成的本源和基本准则，“道”之于人，便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论语·宪问》中，孔子在答子路问君子时指出“修己以安人”，进而“修己以安百姓”，张謇认为教育“始于欲人之所以成为人”[6]，这就是张謇认为不可变的“道”，“教之所成，使人可康乐，可和亲，可安平”[7]。张謇的教育立场正是对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继承。张謇在南通兴办新式教育，既是对传统教育的突破，也是对教育传统中具有现代意义的优秀精神的回归。下面我们通过张謇办学实践的几个方面来分析。 1.“性习论”与环境育人思想的实践 “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将“性”与“习”联系起来思考，揭示了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辩证关系。显然，“性相近，习相远”表明，人性可以改变。孔子和其他先秦儒家持人性可变的观点，强调了教育改变人性的功能。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不同，孔子不言善恶，但言远近。张謇接受了人性可变的思想，认为“学生犹水在盂，盂圆则圆，盂方则方；犹土在陶，陶瓦则瓦，陶器则器”[8]。他在《师范附属小学廿周纪念演说》中告诫教师：“小学生尤苗也，小学校尤苗圃也，陪护径寸之茎，使之盈尺及丈，成有用之才，苗圃之事也。……小学生未有教而不能者，惟必须教之以其道，乃不误入歧途耳。”[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