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提高新质生产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2025年5月15日国务院召开的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做强国内大循环作为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战略之举。现阶段来看，该战略的重点在于，一方面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打破市场分割和区域藩篱；另一方面持续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并以此为基础提振消费，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因而，以做强国内大循环为战略引领，新兴产业政策应着力于推动产业资源优化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实现消费促进与新质生产力提升。基于这一逻辑，本文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为例，从微观层面探讨需求侧新兴产业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在理论上分析了其实现路径，并实证测算、比较了各路径的经济影响。即政策通过优化产业的资源配置与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实现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有关产业政策与生产力的讨论由来已久，较多学者表明，合适的政策能够有效推动产业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李树、陈刚，2013；任曙明、吕镯，2014)。但针对这一内容的早期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层次，学者对于具体的实现路径及其微观机制并未深入探讨。Olley和Pakes(1996)、Melitz和Polanec(2015)在这一方向上提供了有效指引，研究表明资源配置与技术创新是提升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同时这一理念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被多次检验(吴利学等，2016；郭晓丹等，2019等)。因而，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出发，并参考OP分解法的相关思想，本文认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遵循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路径，并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产业资源优化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两个方面。 对以往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有以下发现。第一，研究较少从微观层面讨论需求侧政策与资源配置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层面的研究难以识别政策下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而对政策在企业间的异质性影响产生模糊判断，学者往往只能通过简约式方法测度产业资源的大致流向(李蕾蕾、盛丹，2018；李兰冰等，2019；Hsieh和Klenow，2009)，但对于二者的关系缺乏实质性的微观证据。因而，学界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一些学者认为需求侧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过提高技术要求，政策推动了产能优化，提高了政策的实行效果(吴江、王梦，2023；Guo和Xiao，2023)。而另一些学者表示，产业政策的引入扭曲了竞争，不利于市场力量的发挥，政策更多激励了企业生产低质量的产品，诱发了骗补、企业懒惰等行为，难以有效促进产业发展(周燕、潘瑶，2019；陈洲等，2021；Dupas，2014；Reynaert，2021)。本文为该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更加直观的方法，通过深入产品层面的分析，识别了政策下消费者行为与企业决策的变化，测算了新能源汽车的产能替代，给出产业资源在异质性产品、企业间的具体配置情况，展现了丰富的实证结果。 第二，以往研究给出了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证据，但较少考虑市场需求端的力量。与资源配置部分的讨论不同，现有研究普遍肯定了新兴产业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周亚虹等，2015；储德银等，2016；高玥，2023)，途径在于设定技术门槛(刘和旺等，2023)、降低研发成本(王登礼等，2018)、助力产学研结合(吴俊、黄东梅，2016)等。这些传统观点将目光聚焦于需求侧的新兴产业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的创新动机，尤其是与政策技术标准关联性较弱的产品技术。本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认为在产品质量信息较为模糊的新兴产业，消费者偏好或市场力量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巨大(冯笑、王楚男，2022；Barwick等，2021；Muehlegger和Rapson，2022)，需求侧的政策扶持有可能通过提高企业声誉、加速需求结构调整，推动市场需求更快且持续地向高技术(高研发)型企业聚集，改善该类企业的营收状况，进而支持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还额外关注了这种创新激励作用的时变影响，考虑了消费者行为的跨期关联。 第三，虽然需求侧新兴产业政策与生产力提升间的关系较为明确，但分离并比较政策在上述两条路径中的作用依旧十分困难。对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是一类直观且有效的方法，在BG(Baldwin和Gu，2003)、DOP(Melitz和Polanec，2015)等结构模型下，分解的全要素生产率可近似表示为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情况。然而该类方法在研究一个具体的新兴产业市场时可能会面临一些难题，尤其是将生产率的识别以及该方法所能提供信息的局限性纳入考量。本文替代性地使用结构估计与反事实分析的方法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通过对比不同场景下市场结构、企业收益、产品属性等指标的变动，测算并分离了政策在两条路径中的作用，路径一(资源配置优化)对企业的产品策略进行准确识别，路径二(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行额外扶持。 为此，本文基于上述讨论，从理论与实证两个维度探究了需求侧新兴产业政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发掘了具体的实现路径。以2016-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为例，研究表明：政策在提振消费的前提下，切实推动了新兴产业发展，新能源乘用车产品的总销量增长110.38％，总产值增长60.20％。政策对产业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解释了效果的77.96％(以总销量衡量)，产业资源更多流向高质量产品的生产企业①，市场份额增长了9.82％，高质量纯电动汽车产品的市场份额增长了10.06％。政策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贡献了效果的20.04％，高技术、高研发型企业的经营情况获得持续性改善，解释了该类企业利润增长的5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