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企业寻租行为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1]。它通过诱导企业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从而挤占了企业对有效生产和创新的注意力与投入，间接造成整个宏观层面上的经济资源配置扭曲、社会资源浪费以及市场功能失灵等诸多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间的政治寻租行为比较常见，这些非生产性活动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稳步增长[2]。企业寻租行为是指企业为获得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经济租)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3]。根据可见性、监管难度以及法律法规的界定，企业寻租行为可分为显性寻租行为和隐性寻租行为[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取得了显著成效①。但是，寻租是能够为企业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活动。因此，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企业的寻租行为更多地从具有高曝光率和高惩罚率的显性寻租行为转变为难以被监管机构有效监督的具有高隐蔽性、高迷惑性的隐性寻租行为[4]。企业隐性寻租行为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威胁，相关研究开始受到理论界的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政治关联[5]、规模、存续时间[6]和盈利状况[7]等企业层面因素以及市场环境[8]、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因素[2，9]这样的外部环境因素探究了企业特定寻租行为的前因。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开始从政府官员更替[10]、正式制度[11-13]、企业治理机制[14]与治理环境[15]的角度探讨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关于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企业隐性寻租行为关系的研究非常薄弱。 制度理论表明，企业行为会受其所处环境中的非正式制度(文化框架和信任系统)的约束和影响[16]。社会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有序运行至关重要。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构成，社会信任被定义为是一种能够产生理想结果的有效社会合作的趋势，与蓄意欺骗行为无关[17]，因而可能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能有效促进经济交易与发展[18]，同时也能够在企业层面提升并购绩效[19]，促进资本跨区域流动[20]和技术创新投入[21]，提高投融资效率[22]和技术创新效率[23]。然而，尚未有研究直接关注社会信任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依据制度理论，从企业外部信任感和寻租成本与收益权衡的视角，就社会信任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影响展开理论分析，并预期社会信任能够减少企业隐性寻租行为。一方面，从企业外部信任感的视角来看，当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低，企业就会越不信任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形成不寻租即可能被其他寻租企业替代甚至淘汰的危机感知与管理动机，从而促使其采取隐性寻租行为。另一方面，从收益与成本视角来看，当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寻租等违规行为的成本也越高[24]，因而企业进行隐性寻租的动机可能就越小。同时，社会信任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影响也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媒体关注度和绩效期望落差可能是影响社会信任与企业隐性寻租行为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媒体能发挥监管作用，通过促进地区社会规范同质化，增加企业违规行为的成本，从而增强社会信任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绩效期望落差是管理层对企业绩效评估的主观感知，会通过影响企业隐性寻租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信任与企业隐性寻租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据此，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21年的样本，实证检验社会信任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度和绩效期望落差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丰富了有关社会信任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已有关于社会信任经济后果的研究，没有直接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影响。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影响，弥补了这一空缺，有助于理解地区社会信任对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影响。第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拓展了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文献仅聚焦企业特征、政治关联、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因素对企业具体寻租行为的影响，却忽略了针对性考察社会信任这一重要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作用机理。本文发现，社会信任对企业隐性寻租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将企业隐性寻租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到了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中。第三，证实了绩效期望落差和媒体关注度对社会信任与企业隐性寻租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绩效期望落差和媒体关注度是作用于社会信任与企业隐性寻租行为关系的重要情境条件，深化了对社会信任与企业隐性寻租行为关系的认识。 1 文献回顾 1.1 社会信任的经济后果 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宏观经济和企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证明，社会信任对经济增长[18]和金融市场发展[25]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Knack和Keefer[22]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社会信任指标，对29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公民合作行为、经济增长和投资率正相关。随后，Zak和Knack[26]以及Knack和Zak[27]的研究将样本扩充至41个经济体，其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Guiso等[28]的研究也发现，生活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家庭更有可能使用支票，进行股票投资和获得信用贷款。同时，Guiso等[25]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社会信任能够促进投资者参与股市，从而推动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 从企业层面看，双边社会信任不仅能促进企业间的资本跨区域流动，提高跨区域并购频率和扩大并购规模[20]，而且也可以提升企业的并购绩效[19]。Bottazzi等[29]发现，社会信任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增加企业的合并收益。也有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30]，使审计费用降低[31]并提高审计质量[32]。同时，社会信任具有治理效应，能减少企业的不当行为[24]，促进企业决策权的分散[21]。虽然现有文献已针对社会信任的经济后果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究，但仍缺乏对社会信任与企业隐性寻租行为间关系的系统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