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探赜

作  者:
李晓 

作者简介:
李晓,陈维聪,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88)。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成熟、企业和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中,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揭示企业家这个微观主体与经济发展的宏观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踪迹分明的“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以往研究对除熊彼特以外其他经济学家的相关贡献缺乏关注,既未厘清前后传承,也未辨析各家异同。从而不仅导致经济思想史研究存在罅漏,而且在究明企业家职能和市场经济本质过程中缺乏历史助益。这个“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的递嬗理路可以谓之“一源二流”,即以坎蒂隆认为企业家在市场和生产两方面执行职能为源头,演变出各有侧重的两股流脉:萨伊、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瓦尔拉斯、马歇尔等注重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可以认为这两股流脉并不矛盾:企业家的生产性创新必须遵循市场原则,在流通领域实现其交换价值;企业家按市场原则进行的资源配置必须服务于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价值创造。企业家职能是生产性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辩证统一,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


期刊代号:F11
分类名称: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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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名著原典就会发现,在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成熟、企业和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中,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揭示企业家这个微观主体和经济发展这个宏观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自坎蒂隆把企业家纳入经济分析伊始,中经萨伊、瓦尔拉斯、马歇尔等,以迄熊彼特,形成了理路可辨、踪迹分明的“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

  然而,这个理论谱系并未进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野,除了熊彼特以外,其他经济学家的相关贡献没有受到重视。在关于企业家理论史的作品中付诸阙如,①在针对上述经济学家的个案论著中罕有触及。②曾经闪耀夺目的思想火花久遭尘封,以至于现代经济学家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对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缺乏历史视野的经济学家来说,‘企业家’这一术语实际上已经变成熊彼特的同义语。”③

  针对源远流长的“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探赜索隐,厘清其进路,阐释其意蕴,爬梳其传承,辨析其异同,不仅能够补苴以往研究之罅漏,而且有助于洞悉企业家职能与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本文把从坎蒂隆到熊彼特的“企业家—经济发展”思想元素抽取出来,用逻辑图式④的概念加以统摄。第一部分爬梳坎蒂隆、萨伊、瓦尔拉斯、马歇尔的相关思想,第二部分从经济发展内生机制等角度重新解读熊彼特,第三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辨析并阐明结论。

  一、熊彼特以前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图式

  从坎蒂隆到熊彼特的“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的递嬗理路可以谓之“一源二流”,即以坎蒂隆为源头,形成了各有侧重的两股流脉:萨伊、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瓦尔拉斯、马歇尔等注重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的资源配置。

  (一)坎蒂隆的逻辑图式——企业家—地主消费和对外贸易—打破自然均衡—制造业、矿业、航运业等的高质量生产—经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于1755年用法语出版的《商业性质概论》首次把企业家纳入经济分析中,也率先构建了企业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他把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看成是无数生产者、消费者和若干产业部门密切关联彼此影响、可以自行调节、能够自动实现均衡的自然循环市场系统。企业家就是在这个市场系统中发挥“中介”功能的经营主体。“货物和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以及它们的生产是由业主进行的”。⑤所谓“中介”功能,就是企业家通过生产、流通、交换等经营活动维持需求与供给的均衡。例如“租地农场主总是留意把土地用于生产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希望在市场上卖得高价的东西”。但因存在不确定性,农场主不能保证能否如愿,他的决策只能是不断摸索的试错过程。“直至他们的生产同居民的消费适应得相当好为止”。这就是一个常态均衡点。“除非发现需求有很大变化,他是不会改变计划的”。⑥市场周而复始地自然循环就是这样在企业家发挥“中介”作用的维持下进行的。

  现实中的市场系统并非一直原地打转,而是有发展变化。坎蒂隆认为主要扰动因素,一是地主消费,二是对外贸易。

  坎蒂隆强调“国家的所有阶级和居民,其生存都要依靠土地所有者的开支”。⑦无论消费增减、价格涨落,还是货币流通、行业生灭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都是由土地所有者决定的。又由于“豪门富户的各种消费通常是由业主和工匠师傅提供的”,⑧所以贵族富豪的奢俭,还直接影响企业家的增减。总之,“推动着整个经济,使之向最有利的方向发展”⑨的主导力量是地主,企业家是通过跟随地主消费的指挥棒起舞影响经济发展的。

  对外贸易是引起发展变化的第二个变量,以荷兰和英国最典型。荷兰人如果不用其航运、捕鱼和制造业上的劳动交换外国的土地产品,就连自己的一半人口也养不活。英国人所以能够从国外购买大量木材、纺织原料和粮食等,还大量消费葡萄酒,是因为有制造业产品和矿产品可供支付。因此,坎蒂隆得出结论:“对于一国实力的兴衰来说,最重要的贸易是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注意保持对外贸易的盈余。”对外贸易的重要担当者和经营“中介”就是企业家。“如果不注意增加和保持大批作为本国公民的商人,以及船只、水手、工人和制造商,对外贸易就仅仅得到一半支持”。⑩

  企业家在服务地主消费和外贸中实现经营扩张和盈利增长,主要靠提高产品质量、提升附加价值。坎蒂隆意识到不同质量的产品价格和收益有很大差别。粗制滥造的刀叉不如做工精致的受人珍重;同样一英亩土地出产的羊毛,制成粗毛料服装与细毛料服装价格相差九倍,这是因为“后者要求更多的劳动,更昂贵的做工”。(11)这种劳动属于“使生活必需品完善化的附加的劳动”。坎蒂隆主张“尽管这部分劳动并不增加维持人的生活所必需的那些东西的数量,该国也必将同这部分增加的劳动成比例地富起来”。(12)而且高质量的产品只有首先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得到完善,才有可能在国外市场上有竞争力。“要想增加本国制造品在国外的消费量,就必须通过在国内的大量消费使它们的质量得到改善并使之具有更大价值”。(13)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实质,不是增大劳动数量,而是提升劳动质量,是靠劳动者的高素质、高技能等实现的。而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越高,报酬就越多。坎蒂隆说:“那些训练时间最长,最需要创造性和勤勉精神的手艺必然是报酬最高的。”(14)这俨然已经快要摸到企业家从事生产性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门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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