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二卷手稿及其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定位

作  者:

作者简介:
埃埃德·乔治,西班牙独立研究者。

原文出处:
国外理论动态

内容提要:

《资本论》是一部逻辑缜密、论证详尽的复杂著作,马克思的理论主张在《资本论》三卷本中次第展开。但在既有的研究中,《资本论》第二卷常被当作“乏味”“枯燥”“艰涩”的文本而远未获得与其他各卷相称的关注度。文章依托MEGA[.2]第二部分文本,详细考察了马克思遗留的纷繁复杂的手稿材料和恩格斯据此编纂定稿的编辑经历。文章将《资本论》第二卷置于《资本论》整体架构的宏观视域下,尝试提出若干初步见解,阐明该卷作为三卷本有机整体的关键环节所承担的理论功能。


期刊代号:F11
分类名称: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字号:

  一

  我已经干了不少,再有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从事别的科学研究。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①

  《资本论》第二卷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犹如一只“丑小鸭”。恩格斯在为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做最后润色时,对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说道,“这一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是纯学术性的,很少鼓动性的材料”。②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的阅读量是最广泛的,《资本论》第三卷引发了最激烈的论争,那么《资本论》第二卷即便在专家眼中也始终保持着某种神秘性。在为该卷最著名的英译本撰写导言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将其定性为“不仅是一部‘天书’,更是一部被遗忘的著作”③。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更是直言其“相当乏味(或许这已经是保守的说法)”④。根据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所述,他在编纂《资本论》第二卷时面对着八份不同手稿(及两份“注释”)的庞杂材料。⑤与编纂《资本论》第三卷主要依据马克思在1864年至1865年期间所写的单独手稿相比,恩格斯在编纂《资本论》第二卷时似乎花费了大量笔墨,然而关于恩格斯如何整合《资本论》第二卷的评论却寥寥无几。

  《资本论》三卷本中,唯有第一卷是马克思本人亲自校订出版的。在这一卷中,他系统阐述了其理论体系的基础范畴——商品、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抽象劳动、剩余价值、资本本身。诚如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所言,《资本论》第一卷“将资本与其他资本的相互作用抽象化,仅考察单个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层面的运动”⑥,马克思据此展开了他的理论推演。

  《资本论》第三卷则聚焦于竞争中的资本这一议题。纵观第一卷到第三卷的理论轨迹,可以发现其研究对象从“单一”资本变为了“复数”资本,分析层次则发生了从“个别”到“特殊”的转变。

  与整部《资本论》的架构类似,《资本论》第二卷同样呈现出三重结构。开篇详尽论述单个资本的循环运动,即资本在货币形态、商品形态(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生产形态、产品形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以及最终复归货币形态间的流转过程。

  《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探讨资本周转问题:既从时间维度探讨了特定资本价值完成其资本循环所耗费的时长,也从数量维度分析了既定时间段(如一年)内参与这种运动的资本价值总量。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马克思论述了社会再生产问题。该篇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于1862年(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首次明确提出的问题的回应——马克思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如下观点产生了质疑:如果劳动创造的社会总价值全部被分配为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那么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是如何得到补偿的?⑦马克思通过将社会生产划分为两个“部类”——一个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现代语境中的“资本”),另一个部类生产生活资料(“消费品”)——来解决这个问题,进而考察两大部类之间的价值交换。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实则具有惊人的解释力,这可能是《资本论》第二卷中大众读者最为熟悉的部分。

  行文至此,《资本论》第二卷在整部《资本论》理论架构中的“定位”问题便浮现出来。第二卷的最终结论奠基于“社会总资本”这一范畴或概念之上,它是第一部分中呈现的单个资本循环交互集合的表现形式。⑧如果说《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确立了资本自身从“个别”到“特殊”的逻辑转换,那么社会总资本(即“普遍”范畴)的出现是如何在这一运动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就让人难以理解了。⑨这就造成了《资本论》第二卷与其他两卷的割裂感,而这种割裂感因如下事实而更加强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几乎完全抽象掉了竞争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资本论》第三卷则实质上忽略了周转问题。⑩因此,《资本论》第二卷的理论运动轨迹——用现代术语可被理解为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的“加总”——似乎与第一、三卷的理论线索平行展开,而未被有机整合在一起。(11)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用于编纂《资本论》第二卷的所有马克思的手稿材料,其写作时间都晚于马克思撰写第三卷草稿(恩格斯据此编纂定稿最后一卷)和第一卷初版之后。倘若马克思活到了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会据此来重新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以使整部《资本论》各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更加清晰,同时各部分之间有机统一的理论纽带也能得以加强。但真实的历史并未如此展开,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后人。

  马克思在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其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形成。马克思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工作重心,与其说是进行实质性的原创概念创造,不如说是更多地在寻找理论表达的恰当方式。众所周知,即使称不上执着到近乎痴迷,“叙述方法”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极为重视的。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12)的区分已为学界广泛讨论,但对其本质——辩证地呈现二者同一运动过程中彼此依存又相互规定的两个环节(13)——的探讨却鲜有深入。通常情况下,一旦研究过程产生了表述所需的整套概念,那么这套概念体系反过来又会塑造被考察的理论对象,使其获得更丰富的理解。如此一来,理论把握与概念建构便在同一个运动中互相促进、互为补充。因此,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对各组成部分的建构是并行推进的,时而专注于某个部分,时而又转向其他部分,在组织材料的过程中他从理论某一方面获得的洞见自然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组成部分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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