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消费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形态，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力量，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Heckman，1974；Hall，1978；Deaton，1992)。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压舱石作用，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①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商品消费总量扩张面临增长极限，而服务消费占比正赶超商品消费。这种结构调整适应了家庭消费升级需求，存在巨大潜力(Aoki and Yoshikawa，2002)。从宏观上看，数字技术赋能消费快速发展，2023年我国已成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2024年社会消费品网上零售额超13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6.8%②，消费转型趋势显著。从家庭端看，家庭消费正经历传统与数字消费融合、商品与服务消费融合、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跨界消费融合的消费模式变革。2024年我国数字支付用户达10.29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2.8%；网约车用户达到5.39亿人，占网民整体的48.7%；网购用户达9.7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87.9%；使用“同城达”等线上线下融合的即时配送服务用户占网购用户的26.4%。③ 当前，家庭消费模式正由传统消费转向数字化融合消费。数字化融合消费是一种由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数字技术驱动的全新消费范式。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线上与线下、不同消费场景以及跨行业的融合，推动家庭消费模式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体验为中心、从大规模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并从单一购买转向全过程服务。数字化融合消费与传统消费均旨在满足家庭消费需求，但数字化融合消费在便利性和定制化方面可弥补传统消费的不足，并推动传统消费的升级与扩展(Aguiar and Hurst，2007；Fraiberger and Sundararajan，2017)。数字化融合消费主要涵盖三大类型：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数字消费和跨界消费。其中，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指利用数字技术改造线下消费场景和模式，是传统消费转型升级的起点；数字消费指各消费环节均发生于线上平台的消费，是传统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实现形式；跨界消费在生产端孕育了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在消费端满足了家庭个性化消费需求(Kirpalani and Philippon，2020；Liu et al.，2021)，是传统消费转型升级的成熟阶段。 传统消费的理论研究开始于“收入-消费”框架(Keynes，1936；Duesenberry，1949)，在引入跨期动态决策后拓展形成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性收入假说(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Friedman，1957)。不确定性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消费理论研究的进展，衍生出随机游走、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等经典理论(Leland and Hayne，1968；Hall，1978；Hayashi，1985；Deaton，1992)。此外，不确定性消费理论还拓展出消费保险模型(BPP模型)和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用于分解不同冲击下家庭消费的动态演变(Pirttilä and Tuomala，2001；Blundell et al.，2008；Arellano et al.，2017)。在考虑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及家庭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存货缓冲等理论进一步完善了传统消费理论框架(Carroll，1997)。在微观视角下的心理账户理论、同群理论(Kahneman et al.，1991；Bikhchandani et al.，1992)以及在宏观视角下通过代表性经济人假设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异质性代理人新凯恩斯模型(HANK模型)均为增强消费理论解释力、消费机制识别可靠性提供支撑(Kaplan et al.，2018)。实证上，除家庭收入外，围绕就业、资产负债、社会保障等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理解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解释消费波动提供有益支持(Hall，2005；Baker，2018；Kaplan and Violante，2014)。 数字化融合消费研究与传统消费研究一脉相承。从理论上看，通过在供给侧生产函数和需求侧效用函数、预算约束中引入数字化参数的方式，经典消费理论模型可刻画数实融合、供需互动，丰富了传统消费理论应用场景，为构建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具体而言：在供给侧，拓展了传统增长理论，也对厂商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假设带来挑战(Goldfarb and Tucker，2019；Sun et al.，2024)；在需求侧，通过增强消费同群、丰富消费可选择集的方式发展了消费者选择理论(Fan et al.，2018；Reimers and Waldfogel，2021；Brynjolfsson et al.，2022)；在供需互动上，促进了需求牵引供给、降低了搜寻成本、丰富了交易成本内涵(孙浦阳等，2017；邹红等，2023；Ert et al.，2016；Kirpalani and Philippon，2020)。从实证上看，数字化融合消费的实证研究拓展了家庭消费的影响因素、丰富了家庭消费福利内涵(Demertzis et al.，2018；Acemoglu，2024)，为促进传统消费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数字化融合消费提供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