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球正经历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技术迭代速率、产业渗透深度与战略竞争强度均呈现突破性演进。“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1]，不仅“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2]，更在根本意义上引发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为后发国家突破技术依附性、实现非对称赶超，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3]25。这一战略机遇的实质在于突破既有技术轨道的路径依赖，“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1]，通过“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4]，在人工智能领域“占领先机、赢得优势”[1]。 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把握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窗口提供了系统性框架。科技创新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要求，也是把握技术追赶窗口的必要条件。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生产力要素的质性跃迁，具体表现为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对象数字化与劳动者技能高端化的协同演进。面临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数字革命，多数研究普遍强调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首要地位[5-6]，主张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数字化、智能化的产业体系[7-9]，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10-11]，最终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有研究虽就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了丰富成果，但其与技术范式更迭期机会窗口的内在关联仍有待深入系统地考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12]发展新质生产力、把握新一轮机会窗口，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13]808，“构建协同高效的决策指挥体系和组织实施体系，凝聚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13]809因此，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跃迁不仅仅意味着紧抓技术迭代机会，还必须配合相应的组织与制度变革。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人工智能范式转换的协同机制体现在三重维度：复合型人才梯队建设是把握人工智能机会窗口的首要条件，高素质劳动者群体构成技术突破与持续创新的第一资源；智能化劳动资料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借助开源工具降低技术门槛，为后发国家压缩技术追赶周期提供了可能；劳动对象向数字虚拟空间延展，为后发国家开辟出跨越传统工业化的创新路径。这需要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性重构——通过整合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创新要素配置、重塑产学研协作机制，形成“技术突破—组织变革—制度适配”的协同效应。在此条件下抓住新一轮机会窗口、打破核心技术依附、把握战略主动，才能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一、人工智能革命与战略性机会窗口 机会窗口的捕获是后发国家突破“中心—外围”依附结构、实现非对称赶超的关键机制。人工智能引发的第四次机会窗口具有显著的范式独特性：相较于前三次技术革命以单一要素(蒸汽机、电力、集成电路)为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革命呈现出数据、算法、算力的三维协同，其技术渗透性打破物理世界与数字空间的传统边界，推动劳动对象虚拟化、劳动资料智能化与劳动过程弹性化的系统性变革。其结果是，后发国家有可能获得与先发国家同步定义技术标准、主导产业生态的历史机遇，但也面临技术复杂性激增与制度适配性不足的深层矛盾。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创新体系是把握人工智能机会窗口的关键支撑，后发国家只有通过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才能在范式转换期将发展机遇固化为持续竞争优势，为其突破依附性发展陷阱提供根本保障。 (一)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时期的机会窗口 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提出的“机会窗口”理论揭示出重大技术革命引发的非均衡发展规律。当颠覆性技术创新引发的“创造性破坏”突破既有制度框架承载力时，旧范式的结构性衰退与新范式的系统性崛起将形成制度—技术断裂带，使后发国家的制度创新与技术追赶协同演进，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考察历次技术革命的演进轨迹，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萌芽期，创新突破通常以特定领域为原点，通过技术扩散机制逐步向经济系统全域渗透；在成长期，新旧范式展开竞争与重组，这一阶段不确定性与发展机遇并存；在成熟期，新范式逐步确立主导地位，推动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种范式转换进程同时开启了双重机会窗口：第一次机会窗口出现在旧范式成熟阶段，核心国家将标准化技术向外转移以延续利润空间，后发国家通过承接标准化技术完成初级工业化；第二次机会窗口则爆发于新范式萌芽期且更具突破性价值，此时技术轨道尚未固化，为后发国家突破路径依赖、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契机[14]114。 新技术特有的“包容—排斥机制”构成了机会窗口生成的核心逻辑。随着新技术和“常识”的扩散，既有制度与组织逐渐成为技术革命的阻滞因素。在此过程中，先发国家因传统基础设施、制度体系形成的沉没成本陷入转型困境，后发国家则可依托制度弹性与技术吸收能力，以更低成本构建适配新范式的创新生态。因此，新旧技术—经济范式转换期间往往伴随着国家间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轮换。然而，有效吸收新技术以及建立与新技术相适应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困难且复杂的过程，取决于企业、地方或国家是否拥有丰富的技术潜力以及利用这些潜力的适当组织形式[14]122，这一过程通常涉及生产组织方式、社会分工体系、制度结构等多维度的系统性变革：既包括企业层面的动态技术学习能力能否通过“逆向工程—工艺创新—基础研究”的进阶路径实现技术能级跃迁[15]；也涵盖社会基础能力的系统性积累，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柔性生产网络与人才储备构成的物质支撑体系；更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前瞻性设计，即通过国家政策和管理制度来形成一套相互关联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16]416，从而促成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