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核心交通区的形成　　

　　交通是社会运转的基础。在众多交通方式中，水上行船因是巧借自然之力，所以远较陆上车马显得便宜、高效。古人也很早认识到“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辆)车”①，格外重视水利开发。随着天然河湖不能满足行船需要，也就有了人工开发的运河，用以连接各大水系、组建水网。在此基础上，又经过组织和调度，更大规模的漕运体系开始形成，对传统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如此，运河问题在古史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并且引得历代学者纷纷著书立说②。但要认真讨论中国运河起源、早期运河开发以及先秦交通水网形成诸问题，却是应者寥寥，这与史料不足存在很大关系。近年来，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与整理，为上述问题解答创造了有利条件。楚地出土文献中所见的长江中游的江汉运河，可揭示早期运河开发与交通水网形成，为审视先秦秦汉时期运河与中华文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一、从出土文献还原江汉运河行程

　　一般认为，“运河”多指行船运输的人工水道。但据陈桥驿考证，“运河”一词最早出自《新唐书·五行志》，原是人工沟渠、天然河流的总称③。这显示了早期运河的形态与功能定位相对模糊，不乏带有一些原始特征④。考古资料显示华夏先民很早就掌握沟洫工程技术，但要追溯沟洫之上发生的航运活动，恐怕还是离不开文字记载。因此，近人讨论中国最早的运河，大多从商周谈起。因为传世文献记载各异，研究者提出过多种假说(如太伯渎说、陈蔡运河说等)⑤，学界主流则倾向认同《左传》记载，以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的邗沟作为最早记录的运河⑥，并将这一结论收入中小学教科书，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但若仔细考辨，这些说法仅有只言片语作为立论依据，争议颇大，很难令人信服。著名史学家史念海在《中国的运河》一书中别具只眼地指出：“其实最初开凿运河的不是吴王夫差，而吴国第一条运河也不一定就是邗沟”“最初开凿运河的是楚国，而不是吴国”⑦。邹逸麟也认同楚国在公元前7世纪即已开凿了人工运河，是开凿运河最早的地区之一⑧。这让我们不禁再次把目光转向古楚国的江汉运河。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运河”“荆江运河”，位于江汉平原西部，今湖北荆州与潜江之间。《史记·河渠书》最早记述如下：“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此渠皆可行舟”⑨。后世因“通渠”在长江、汉水之间，故称“江汉运河”⑩。又以裴骃作《史记集解》引《皇览》注“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11)，是为具体探讨这条运河的创始提供了线索。清儒王先谦已释解“激沮水”是“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12)。石泉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指出，古沮(雎)水流路主要有两条：一是东流入汉、沔，河道大致在今蛮河流域；二是南流入江，入江口分枝江、江陵两处(13)。所以，按《史记》说法，(楚)“西方一渠当为扬水，是沟通长江与汉水的一条人工运河”“其工程的关键是在郢都附近，激沮、漳水作大泽，泽水直达大江，东北循扬水达汉水，所经过的地方正是当时所谓云梦”(14)。历史上，“云梦”“云梦泽”即江汉平原古湖泊群的统称，其范围北以汉水为限，南界“缘以大江”“方九百里”(15)。据张修桂研究，这片湖沼成因多与江、汉泛滥相关。如夏水、涌水原本就是长江左岸分出的汊流，自荆江三角洲涌入云梦泽西部后只能在低洼处不断积水，渐成湖泽；随着泥沙淤积加重，又使上游分水顶点抬高，促成荆江段水流在平水期归槽，夏、涌二水逐渐变成了冬竭夏流的季节性分洪道(16)。由是，江、汉之流每逢雨季就会涨水灌注云梦泽，形成“萦连江沔”的自然景观(17)；一到枯水季节，这些溢流汊道又会自动断绝(18)，仅留下干涸河床。据此分析，孙叔敖“作云梦大泽之池”应是充分利用了江、汉之间的汊流河床与季节性涨水的自然规律，重点在沮水上游拦石作坝、积蓄水源，又在枯水季节向下游放水，保障江、汉主泓间的水路长期畅通(如图1所示)。这条经人工改造过的水路应即江汉运河前身。之后，楚人还在“云梦大泽之池”的基础上继续深挖运河，扩大水路建设。《水经注》记载，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初(白起拔郢前)，相继又有章华台运渎、子胥渎等一批新运河出现(19)，可见楚人是经过近三百年的努力，才最终实现“通渠汉水、云梦之野”。这也说明，从半人工水路进化到相对“标准”的运河，江汉运河开发实际走过了一个漫长过程。

　　

　　(图1) 江汉运河示意图(20)

　　学界对江汉运河关注不多，主要还是囿于材料单薄，缺少有力证据。现在出土文献极大填补了这一空白。如《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的《道里书》(又称《水陆里程简册》，以下皆称《简册》)，就记录了大量秦南郡、南阳郡地名，以及江汉沿线水陆行程里数和在不同情况下的日行船航速(21)。这其中，实际有相当一部分水路反映的是江汉运河行径(22)。晏昌贵基于《简册》整理工作曾经指出“秦里程简册的年代，当在秦占领楚都故地设置南郡不久”，并进一步论断“秦在攻占楚郢都设立南郡后不久，即将楚人原已开凿的‘子胥渎’和云梦大泽之池重加疏浚，修通连接沮漳水与汉水的人工运河，从而大大便利江汉之间的水路联系”(23)。这刚好解释了《史记》所载楚西方一渠的由来，也与前文论述直接相关。考虑到简文书写格式一般为“某地至某地××里”，一栏之内地名又多前后相连，如“甲至乙”“乙至丙”“丙至丁”，所以只要逐一考证沿途地名的地望，连点成线，即可大致还原江汉运河的真实行径。

　　已有研究表明，《简册》所记“章渠水道”实际反映的就是江汉运河(24)。作为秦南郡主要水上交通线，这条“章渠水道”以江陵(台)为节点，又可细分为东、西两段：

　　西段自长利渠口至江陵边上“台”，行程总长84(秦)里(约合今距35千米，简文参见表1)，沿途地名8处。分别是长利渠口(约在今荆州市马山镇以西、枝江市凤台至吴家堤一带的沮河右岸)、渚(即“”地之渚，约在今菱角湖一带)、“羊题”(疑“题”即“堤”，指河岸堤防，约在今菱角湖以东的羊角湾)、“都船”(疑即秦廷都船官署设在南郡的造船机构(25)，约在今八岭山镇西北某处)、“东宅”(约在今八岭山西南)、渠里(疑即一乡里名，约在今太湖港农场一带)、“橘津”(疑即章渠近江陵的一处津渡口，约在江陵西)、“台”(与《水经注》中记载的“楚庄王钓台”位置相合，距江陵仅五里，约在今纪南城故址与荆州城之间)。从上述复原结果可见，长利渠口至江陵“台”的水路几乎就是一段直线，明显带有人工河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