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是标识宗族以及社会血缘关系的符号，也是包含丰富意涵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大量传统伦理道德、家族制度演变以及社会历史沿革的信息。①可在激变的近代中国，姓氏成为封建传统的遗留毒素，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攻击。五四前后，社会上更是掀起了废除姓氏的思潮。②近代众多学人、政要以及青年学生，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讨论过“姓氏”相关问题，且呈现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便是从前期激烈地提议废除姓氏，到后期倾向于通过法律对姓氏问题做出调整与改革。 既往研究或将“姓氏”问题视为“家庭革命”的构成部分，或将废除“姓氏”看作破除传统的手段方式，③也有学者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立法时期有关“姓氏”问题的争论。④但目前对近代“姓氏”问题尚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如对质疑“姓氏”问题的声音关注不足。综观近代社会有关“姓氏”问题的论述，具有相当的广度与深度，并非能以简单的偏激、幻想等评语所能涵括。虽说有关“姓氏”的言说带有强烈的批判性意味，但实际兼具破坏与建设双重色彩，更有不少基于现实生活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目前的研究对“废姓”问题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有所忽略，“废姓”实践虽最终走向失败，但是引发了社会对“姓氏”问题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对后期社会文化改革做出过有益的尝试与探索。本文侧重讨论“姓氏”问题兴起的过程，进而重建时人对“姓氏”问题的相关讨论以及国家制度层面对社会舆论的回应，总结和反思近现代社会解决“姓氏”问题的经验与意义，同时深化学界对于近代社会文化变革的理解与认知。 一 姓氏有害：“废姓”舆论的兴起与传播 晚清民初，国家内忧外患危机凸显，如何摆脱落后的境遇成为国人探讨的时代议题。在知识学人的论说中，传统文化及制度迅速呈现负面化。⑤特别是宗族、家庭等传统事物，被视为导致国家民族落后的原因而遭受质疑与攻击。 在近代中国，康有为是最早对姓氏产生废弃意识的，其在《大同书》中曾明确地指出，“盖有姓即有亲，有亲即有私，其于天下为公理之最碍矣，故必当去姓”，因其认为“中国人以族姓之团结……则不知有国而惟知有姓”，为此“四万万人手足不能相助，至以大地第一大国而至于寡弱，推其原因，亦由族姓土著积分之流弊也”。⑥书中他将人类的姓氏划分为三个阶段，据乱世父尊有力，成族姓也；升平世兼从父母，为复姓可也；而升平世，可舍父母之姓。在其构想的未来大同世界，人类已经废除姓氏，甚至连名字都不需要，而个人的称呼是以其所生院的位置与名称命名，“即以某度、某院、某室、某日数成一名可也”。⑦同时期，蔡元培在小说《新年梦》中描绘的未来社会，人类同样舍弃姓名，而以号码进行标识。⑧这些设想带有强烈的乌托邦式色彩，希望国家通过改革，完成从落后到领先世界诸国的超越。 近代社会废除姓氏思潮的兴起，与无政府主义群体的提倡和传播紧密相关。他们宣称家族制度是社会诸多问题的肇因，“人人皆私其家，而社会之进化遂为之停滞”，提出废除家庭、婚姻以及姓氏。其领袖师复指出，“家族之起源由于婚姻，家族之界域成于族姓，故废婚姻，所以去家族之根源，废族姓，所以泯家族之界域”。他们是将废除婚姻与姓氏视为破除家族的必要手段，“欲破此大狱，其惟婚姻革命乎!族姓革命乎!”⑨师复又痛陈因姓氏产生各种界限，从而导致“小则为乡族之争斗，大则为国际之干戈”，⑩认为社会的各种矛盾与纷争皆是由姓氏而起。当时学人已经意识到，国人深受宗族、家庭以及乡土等地方性联系的束缚，以致缺乏现代国家观念与社会意识。若要振兴国家与民族，需要努力打造国民意识，将国人的情感与精力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身国家与民族的建设当中。姓氏是宗族与家庭最重要的标识，也是维系家族情感与关系的纽带，要破除家族，姓氏理所当然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正如时人所言，姓“能使人对于家族观念油然而生，废之系渐去家族之观念”。(11) 伴随西方平等自由等思想观念的输入传播，也让学人认识到传统伦理文化的弊端。中国传统社会极其注重伦理秩序，宗族及家庭成员日常言行须符合伦理规范。陈独秀曾言：“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12)唯有打破家族的权力结构，才能使民众摆脱伦理的束缚，进而培养出独立人格与自我意识。青年毛泽东曾肯定地表示：“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13)在要求革新的时代氛围中，本是标识家族血缘的姓氏转变成人身依附的符号。师复痛陈其弊：“族姓者自私之物也，有族姓则有长幼等卑之名分，长者尊于天，幼者卑于地，蔑视公道，丧失人格，莫此为甚。”(14)通过不断且有意的渲染，姓氏逐渐呈现负面化，社会中要求废除姓氏的呼声愈发高涨。时人深信只要废除姓氏，便可“唤醒人人独立之本心，灭杀依赖之劣性，完全人类之人格”。(15) 对姓氏有关制度及习俗的不满，亦是当时姓氏受到批判的重要原因。冠姓制度首当其冲，该项制度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期且广泛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规则。在诸多学人看来，冠姓制度是传统中国维系父权制社会以及家庭权力运作的工具，特别是“妻冠夫姓”的惯例更成为女性受到压迫的罪证。康有为曾指出，传统社会女子婚后“常托于男子之家，遂失其自立之人权”，表现为“夫之于妻既私属而私有之，故舍其姓而使从己姓”。(16)刘师培也直言谴责，女子婚后“均改以夫姓自标”，乃是确认女子为男子附属物，为男子所压制的表现。(17)传统伦理造成的男女不平等，成为当时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著名女权主义者何震更是直接控诉女性“爵则从夫，姓则从夫，而谥亦从夫”等传统惯习，号召女性婚后不从夫姓。对于子女姓氏，提出可先暂时实行“从父母得姓，即双姓并列”的办法，“俟满洲革命以降，则男女均去其姓，以合至公之理”。(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