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是否为中国与西北欧(尤其以英国为代表)经济发展路径的分水岭？自加州学派提出中西“大分流”论述的二十年来，中文经济史学界所考察的重点通常在于寻找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方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并希冀以此作为判断中西方发展路径的分化时间。①无论是在国别研究抑或是比较研究中，1800年或者工业革命这一时间节点之前与之后的市场机制、国家制度与社会经济面貌已成为许多学术探索的一个重点。研究发展路径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与西北欧的分流，究竟为渐进式的过程还是突变性的过程？这不仅影响到我们对于中西之间“大分流”假设所发生的时间节点的认知，也同样影响我们对“大分流”发生方式的研究范式。 人口、生产力与生活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学者们探索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切入视角。从英格兰的例子来看，现代式的经济增长实则为一场生产力与人口压力的赛跑。②近年来的历史国民经济核算(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研究认为，英格兰经济在17世纪中叶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轨迹，发生了明显的增长迹象，因此工业革命对英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加速，而非开端。③此外，近年来对英格兰实际工资收入与劳工生活水平的研究也认为，英格兰劳工的实际年工资收入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增长的，并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内持续增长，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④对英格兰长时间段内工资变化与人口增长关系的进一步检验也指出，英格兰自1660年之后便已经摆脱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出现了一个增长模式上的突破。⑤ 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部门)，是否受到了来自人口增长的抑制？无论是黄宗智的“内卷”理论抑或是加州学派的“大分流”假设，都围绕着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的讨论。黄氏认为中国人口的持续增长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发展，使得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与产出比不断递减(即“内卷”)，进而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前现代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被过度的人口增长所抑制。⑥而加州学派则认为，至少在江南这一明清以来最为富有的地区，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工业化之前的英格兰基本可比，即：人口增长本身既是生产力与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亦为市场扩大化与分工精细化带来了基础，使工业革命前的中国经济至少在斯密式增长道路上发展。⑦而对于清朝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有争论。 比较中国与英格兰经济演化路径的一个关键假设为，如果二者曾在历史的某个节点或时间段内发生过“分流”，那么双方在这段时期内不仅应当在以一系列测度指标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绝对值”上存在明显的不同，更应当在发展“趋势”上出现明显的差异。在过往的中文文献中，对“大分流”问题的探讨除了对于“欧洲中心论”及“中国中心论”研究范式的辩思之外，⑧亦有不少已将研究的尝试放在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测度层面。⑨但受限于史料与研究方法，过往的研究多侧重于讨论某一时间节点上的经济表现。这不仅使得我们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判断容易受到来自个别史料或是研究方法层面的缺陷所带来的误差影响，也使得我们难以判断中国与英格兰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究竟是一种渐进式的还是一种突变式的过程。 因此，重新审视长期的人口模式、生产力与生活水平趋势，而非某一时间点上的绝对水平，对于我们理解“大分流”以及前现代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近期中国、英格兰以及欧洲经济史中有关人口、生产力以及生活水平的文献进行梳理与批判性讨论，本文发现中国长三角地区与英格兰地区的生产力和工资购买力在18世纪初就已经发生了分流。此外，尽管在明清时期中英两国的婚内生育率相当，但考虑到生育控制等其他因素，两国的人口增长模式亦在18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认为中英两国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背后却存在着发展潜力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导致了中英两国在近代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人口与生产力的长期赛跑 中国的长三角地区与英格兰在18世纪前后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与人口压力是否如彭慕兰所认为的那样，属于“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中的一环”？⑩在前现代社会，人口一直是繁荣、稳定和安全的代名词，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天然衡量指标。(11)但同时，人口增长也可能导致负面的影响。如马尔萨斯所担忧的那样，因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12)，所以在前现代时期，技术的改进和对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在多数情况下只会带来人口的增加，而非长期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口随生活水平上升的增殖必然会吞噬几乎所有生活水平的增长。(13) 欧洲内部长期经济表现的“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叙事假设认为，17世纪中叶开始，西北欧与南欧经济体之间开始出现经济发展趋势上的分流。而支撑“小分流”假设的证据，一是来自以日工资为基础所测算的实际年工资收入与家庭生活水平变化，(14)二则是来自历史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证据。(15)其中，生产力与人口的赛跑，是产生欧洲内部分流的一个关键：由14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后续实际工资与生产力的增长，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逐渐被人口的恢复与增长所抹消。而西北欧经济体(英格兰与低地国家)实际工资相对缓慢的下降，不仅使得其生活水平相对于中欧及南欧经济体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也使得从17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在西北欧的增长，进一步扩大了它对其他欧洲经济体的领先优势。 中国的长期经济趋势是否出现了缓慢但持续的增长？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近期的一系列研究尚未能证明中国在18世纪前后出现了与英格兰类似的经济趋势。在单一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李伯重和范赞登对1820年左右江南华娄地区GDP的测算表明，尽管在农业部门的生产力方面华娄地区或与尼德兰相差无几，但双方在第二与第三产业的生产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16)而从长期趋势来看，史志宏、Broadberry et al.与翟润卓等的测度表明，至少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与西北欧经济体之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出现明显的水平与趋势差异，并且在18世纪中叶英格兰的经济出现加速增长之际，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伴随着同时期的人口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下降。(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