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引发了一场亚非区域长达数十年的中外文明的大交流，并对之后的全球性互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作为“和平之旅”的意义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①但对于其划时代世界意义的阐发，目前所知以万明所著《郑和与明代中国大航海》②为全面和突出，该书从全球史的角度对之进行过专题性深入解读。笔者不揣浅陋，在拙文《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③的基础上，借鉴“哥伦布大交换”的概念，首先提出“郑和大交换”的新概念。作为亚非区域大航海和全球大航海前奏的郑和下西洋，其在文明的输出和输入方面意义非凡。本文重点从外销青花瓷激发的贸易活力、下西洋期间引进的异域动物、“西洋”奇花异树形态和生态记载以及中外农作物交流的实践等若干方面，从“郑和大交换”视角切入，阐述郑和下西洋对于大航海时代前后全球贸易发展的深刻影响。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土广袤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漫长和辽阔海岸线的国家，中华文明是大陆和海洋共同孕育出的世界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作为中国和世界海洋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近年来，郑和下西洋愈来愈受到政府、民间社会和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其缘由主要来自其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壮举，作为中华民族自豪的象征，郑和研究凸显出以史为鉴和经世致用的意义。2025年是郑和首次下西洋620周年的纪念年，国人可从下西洋的壮举中汲取我们民族和国家所需要的自信和激励。 一、郑和下西洋：从亚非区域大航海到全球大航海 “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是指1492年由哥伦布开始的，达伽马、迪亚士、麦哲伦等航海家在欧洲以外地区所进行的地理探索，以后这个概念渐渐扩大，普遍地用于指从15世纪至17世纪期间欧洲船队全世界各个地区寻找新的贸易航道，以发展欧洲新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④所谓“地理大发现”这一概念，被衍生出“美洲的发现”“非洲的发现”“澳洲的发现”，以及“发现东方”“发现印度”“发现中国”等不同用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理大发现”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全世界各国的中学教科书中，中国人自己所编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其实，类似“地理大发现”等所谓的各种“发现”，都是站在欧洲为中心的立场上的言说，因为只有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关于美洲和东方的这些知识才是全新的。“地理大发现”是指欧洲人第一次看见的欧洲知识范围内未见地区的一种说法。而美洲、澳洲等欧洲知识范围内不为人知的地区，即所谓“新大陆”，本身是有原住民的，“地理大发现”一说完全无视了这些上万年居住在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及其土著文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印第安裔学生就反对庆祝“哥伦布日”，2002年委内瑞拉总统还签署法令，将“哥伦布日”改为“土著民众抵抗日”，并公开呼吁美洲人不要庆祝这个节日，指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根本就是莫须有，美洲从来不是空无人烟的地方，印第安人在美洲的土地上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印加、玛雅等)。⑤确实，把西人未知的地区和文化，均作为欧洲人的“发现”，明显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欧洲中心论的观念，似乎是欧洲人的东来，才使这些土地“被发现”及“被赋予历史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者率先提出“大航海时代”一词，为更多学者所赞同，认为该词较之“地理大发现”要更“中性”和“温和”，或提出“大探索时代”一词，来代替具有强烈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地理大发现”。从知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15—17世纪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那么这种“探索”和“发现”，也应该是东西方之间互相的“探索”和“发现”。 曾率领中国船队七次下西洋的郑和(1371-1433)，幼年就耳闻奇闻逸事。他幼习孔孟，知兵习战，能武能文，又通晓伊斯兰教诸国的文化习俗。⑥12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虏，14岁进入北平燕王府，他身材魁梧、思维敏捷，出入战阵，多建奇功。特别是因帮助朱棣登基有功，擢升为内官监长官太监，并赐姓郑，时称“三保太监”。1405年开始，明政府想重建与发展东南洋等地的朝贡关系，派遣年约35岁的宦官郑和、王景弘等率领船队数次下西洋，与亚非各国进行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郑和在1405、1407、1409、1413、1417、1421、1431年七次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的新时代。郑和船队通常拥有60余艘宝船(“西洋取宝船”的简称)，连中小船只在内，达200余艘。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62艘，官兵27800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48艘，27000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61艘，27550人。船只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随行人员有官校、旗军、勇士、通事、阴阳官、医官、军匠、民匠等。船上备有大量的礼品、商品和充足的粮食和食品。郑和下西洋，其中6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前后28年。学术界多将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至第三次为第一阶段，第四至第七次为第二阶段。郑和下西洋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打击海盗，保护南海诸国遣使入贡能够有一条安全的航道。⑦ 从海洋史的角度来看，郑和区域大航海的意义非常重大。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已经到达莫桑比克沿海，即南纬33度以南接近好望角之地，没有郑和所开拓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路，欧洲人无法这么快地到达中国。1497年达伽马率领4艘船舶和100多名水手组成的远航队，于7月8日离开里斯本，11月22日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1498年5月20日到达了印度半岛西南部的卡利库特(Calicut，即“古里”)，标志着全球东西航路就此连成了一片。古里的居民曾告诉葡萄牙人，约在80年前有一些“秦”人来到这里。之后葡萄牙陆续在印度半岛的果阿(1510)、马六甲(1511)、爪哇、马鲁里群岛建立起海上交通的要塞，不断探访有关“秦”人的消息。1516年四艘船从葡萄牙在远东的基地——果阿出发，驶往中国，葡萄牙国王的特使皮雷斯(Pires)也在船上，企图谒见中国皇帝，进行贸易谈判。没有郑和船队所打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葡萄牙不可能在1498年达伽马到达古里的10年后，就能派出使团前往中国，郑和船队为16—17世纪数以千计的西人东来做了交通上的准备。⑧不难发现，大航海时代后来到这一区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是继承了亚非原有的贸易网络，而非建立新的网络。可以说，是郑和大交换促进了亚非贸易网络的初建，构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