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早已注意到，当中国明清易代之时，远处亚欧大陆西端的欧洲，也出现了以“三十年战争”、英国内战等重大事件为标识的剧烈社会动荡。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并非巧合，而是与全球性“17世纪危机”(以下简称“全球危机”)有关。关于中国和欧洲在这场危机后的走向，不少西方学者仅仅依据粗略观察，便提出了欧洲进步、中国落伍的论调。如阿谢德(Samuel A.M.Adshead)称，欧洲“从这场危机的重建中兴起，比以前更加强大，更加一体”；中国“则保持了相对的不变”，其18世纪所谓盛世“只是旧主题的重述而已”。①甚至将清朝开国历程称为“洪业”的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也认为明清更替不过是“对明朝末年大灾祸的‘伪解决’。其发展的形式并没有给这个古老的帝国提供另一条根本不同道路”，从而“落伍了”。②在欧美学术界的世界通史类著作中，每每论及17、18世纪中国和欧洲地区的发展态势时，所谓的“西升东降”也往往是一个惯常的基调。 然而，这种论调无视了中国和欧洲在国家建构方面的不同成效。清朝不仅在明朝的废墟上建立了稳固统治，而且在18世纪成为更为巩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欧洲则陷入了彻底的分裂，特别是曾为一大强权的神圣罗马帝国，在“三十年战争”后完全破碎，成了伏尔泰所嘲讽的“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的四不像。③在伏尔泰的同时代人孟德斯鸠看来，再现罗马那样的“欧洲大一统王国”(Universal Monarch in Europe)更是一件绝不可能的(all but impossible)事情。④对于中国和欧洲在全球危机前后所经历的国家演变进程，学术界以往很少给予充分的比较，更未深入分析两者究竟遵从怎样不同的政治逻辑。因此，前述关于欧洲进步、中国落伍的判断，无异于奠基在沙滩之上。系统认识中国和欧洲所经历的国家演变进程，对于客观评估前近代中西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效来说，亦属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全球危机前后中国与欧洲的国家演变 按照既有研究体系，中国和欧洲在17世纪同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动，分别属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范畴。因此，学术界对这些重大政治变动的考察，长期处于不相交集的状态。再加上中国和欧洲的政治架构全然不同，所以以往的认知路径也大相径庭。例如，对于明清易代，影响力至今不衰的解释是从中国史脉络出发而形成的王朝更替模式。⑤而对于“三十年战争”，迄今为止占据主导性的解释仍是欧洲史视界内为人熟知的宗教冲突模式。⑥无论是王朝更替还是宗教冲突，其内核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并且是根本性质截然不同的矛盾。可是为什么到了17世纪前期，这两种不同矛盾会在相距万里之遥的亚欧大陆两端同时达到临界点，在同一时间段造成中国和欧洲都发生突然性的大规模国家崩溃呢？ 之所以说中国和欧洲发生的大规模国家崩溃是“突然”的，是因为如果不是从后见之明，而是回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历史现场的话，恐怕很少有人敢于预言中国明朝和神圣罗马帝国后来的悲剧命运。 对于16世纪末的明朝而言，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描绘的一派衰败的景象，并没有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赞同。史景迁就称：“16世纪末，明朝似乎正是国力鼎盛之时……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制度最发达的统一政权。其疆域之广，世界各国均难望其项背。”⑦而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军事革命的16、17世纪，明朝积极引进西欧火器技术，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得中国和西欧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技术最发达的两个地区”。⑧在此背景下，明朝在16世纪末相继取得“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即平定哱拜兵变的宁夏之役、击败日本丰臣秀吉政权的朝鲜之役和平定西南土司叛乱的播州之役。这些胜利以及各个方向显现出来的军事优势，表明此时“明朝仍是东亚的霸主”。⑨孰料面对仅仅创立两年多的后金政权，明朝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一败涂地，随后更是迅速走向了全面溃败。正如李伯重所说，“这是一个看来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然而确实发生了的重大历史事件”。⑩ 回到16世纪的欧洲，在当时许多观察家看来，西欧最有可能的前景之一是“顺服于哈布斯堡王朝”，从而“走向在唯一上帝护佑下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11)布克哈特认为欧洲在三十年战争前“也曾有过建立大一统国家的绝佳机会，即哈布斯堡王朝”。(12)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在《大国的兴衰》中强调，“在1500年以后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欧洲自700年前查理曼大帝时代以后，再没有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13)另有研究表明，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的签订巩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改革成果，“为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带来了显著的好处，这一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它能够存续如此之久”。(14)这也带来了政权的稳定，在16、17世纪里，帝国皇位“在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内代代相传”。(15)因此，到17世纪初，特别是1618年之前的十年间，“没有人公然挑战自1555年一直保持的和平局面”，纵然“哈布斯堡的各个领地心怀鬼胎……问题似乎还是可以关起门来协商解决的”。(16)看起来，避免全面的大规模战争在这时是一个普遍的愿望。 为什么才进入17世纪不久，此前似乎还处于顺境之中的中国明朝和神圣罗马帝国，便会突然遭遇国运的逆转了呢？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根据欧洲的经验提出了“17世纪危机”的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来自霍布斯鲍姆。在他看来，欧洲经济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总危机”。这种偏重经济史脉络的解读，得到了包括沃勒斯坦在内的许多学者的共鸣，认为这是一场“世界历史性的转化”。(17)随后便有学者认为，正是这场源自欧洲的经济危机，尤其是当时以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崩溃和贸易体系的严重萧条，促成了明朝的覆亡。(18)然而，早有学者意识到，用“中国和欧洲白银交易的崩溃”来解释明清易代，是一种立足于“欧洲中心论”的假说。(19)更有研究表明，明末中国“并没有发生白银进口量的突然减少”。(20)因此，将明朝的覆亡视为欧洲经济危机的余波所及是太过牵强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