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一年。作为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基础板块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突出现实关切，拓展视野深度，多元发掘历史和实践资源，强化规律性和理论性思考，积极回应时代需求。本文以研究阶段为分析视点，分别考察古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和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本年度相关研究突出历史与现实联接，特别是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以新史料、新媒介、新视角深度挖掘媒介实践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史研究突出总结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理论路径，为当下社会治理献计。 一、中国古代新闻传播史研究深耕政治传播 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发掘长期被忽略的非西方国家的丰富思想资源。[1]古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是一座富矿，研究者一方面考证新史料，一方面从各种政治现象中挖掘历史经验。 刘晓伟考察了“中国古代新闻事业起源于周代”这一历史观念，认为其关键嫁接点是从王安石观点中引申的“《春秋》是报纸”观点，这显示了晚清民国时期追求近代新闻业合法性的诉求。[2]姚君、丁云亮认为先秦的商凤神话有组织、教化诸侯贵族和殷商遗民接受宗周文化的媒介角色，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思想的传播方式[3]。潘祥辉研究了汉代的军事和政治双重媒介——西域纪功刻石，提出偏倚时间的、视觉化的宣传媒介适应了西域的情境和文化传统[4]。李莎莎、孙明慧关注农业社会中的《御制耕织图》，从视觉文化和传播方式层面提出编辑观念创新是古农书典型化的根本之路[5]。 古代政治传播实践为当下中国政治秩序建构提供了历史经验。李萌、吴予敏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结合唐初诏敕令式和行政司法实践，探讨了法典在应对民间宗教传播、处置民间聚众结社、管控民众日常出行交往等方面的制度设计[6]。高涵从宋代的“异论相搅”中反思协商政治安排中藉由多元熟议建构共识的政治传播框架[7]。辛泽西[8]和郑达威[9]分别考察了明朝的驿递系统和印刷术，讨论此类大众传播设施和技术建设在政治变迁与国家治理中的独特功能。 二、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强化本体范式 晚清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是学界长期耕耘、成果兆丰的领域。在“新闻本体范式”指导下，新闻业务及媒介组织变迁相关研究尤其突出；同时研究者持续深耕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努力革新研究资料、主体、方法等。 （一）守正创新：晚清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 史料是研究之基，学者对晚清时期新闻传播史料的挖掘和解读促进了史学考证的发展。该阶段的研究议题集中于新闻实践、新闻机构及报人，中西文明在晚清的舆论交锋、跨文化互动等议题也受到关注。 操瑞青以命名方式转译为视角，考察了19世纪西方Newspaper传入中国的翻译历程，提出“嵌构式生成”逻辑以解释近代中西媒介互为阐释的实践特色。[10]程河清基于新史料的发现，探讨了晚清新式官报的发行费用变迁及其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11]王敏依据早期《苏报》和盛宣怀档案等一手资料，考证出了《苏报》是由日商背景的胡铁梅、生驹悦夫妇于1895年底在上海集资创办的史实。[12]在“物质转向”推动下，周亚、贾欣潮基于山西票号考察了中国商业通信渠道的嬗变与革新，[13]何修豪、张晓锋提出乡村“抄本”呈现出生活知识载体的媒介特性。[14] 研究者重视新闻媒介业务及机构变迁研究。姚刚以《英轺日记》的改写与传播历程为主线，考察了《京话日记》的新闻传统、政治主张、文体风格以及传播方法策略。[15]周亚平、王力行关注到《申报》等晚清报刊普遍采用社会调查技术，认为报刊借此在社会上运作和发声。[16]王浩恺、操瑞青从《申报》与《字林西报》的论辩出发，对比其在商业立场、中西交往、新闻真实以及公众讨论四个方面的话语书写差异，以追溯近代新闻观念形成的实践源头。[17]詹佳如认为近代报刊使得“江南”以不同地域的新闻为载体在版面上与其他地域空间以拼贴方式并置在一起。[18]张文洋观察到电报技术引入后的汉字电码本，认为中国电报局发行的《中国电报新编》突破了技术媒介的应用范围。[19]骆世查整理了《北华捷报》对《京报》的取舍调用发现，一份报刊的文本性质在与其他报刊碰撞后发生变化。[20] 士人是晚清新闻活动的重要主体。李亚峰提出甲午战争之后西式报刊与无从施展政治抱负的士大夫精英结合，开辟了新的议政平台和政治空间。[21]赵莹从清末“二辰丸”案交涉中的舆情发现，粤督张人骏通过对舆情的敏锐把握和适当引导扭转了屈辱外交可能引发的危机。[22]卞冬磊探讨了新闻纸介入对印刷媒体阅读秩序的挑战，即新闻纸取代书籍和邸报成为近代读书人看到新世界、结成新关系的新媒介。[23]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从被动受西方文明冲击开启的。马玺关注到，1875年中英之间的“滇案”传向英国公众的过程中，《泰晤士报》《北华捷报》等大众报刊着重塑造该案与英帝国事业之间的关系，昭示了英帝国对殖民对象的态度。[24]李扬以漫画期刊《泼克》为个案，考察了1867年至1937年间中、英、美、日多份“泼克”期刊的全球旅行历程，认为近代报刊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仍保留了民族主义的延续性与文化本色的传统。[25]韦夏宁和孙霞等学者都关注外国书籍在中国的流通，前者发现西方科技书籍由于和国人探索救国路径同频共振在近代大量出版[26]，后者发现汉译俄苏文学读物于中国流行的背后是出版行业多种手段的努力。[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