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入辽汉官群体与辽朝华夏化研究

　　《辽史》有传的汉人屈指可数，且阙漏错讹甚多。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考古发现及墓志整理工作的不断推进，有关辽朝汉官的研究日益深入。①然而，上述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辽史》有传的高层汉官，除此以外由于史家研究旨趣以及史料的限制，有关中下层汉官的研究略显不足。②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出土的大量汉人墓志为深入研究辽朝中下层汉官提供了可能，而且与传统文献记载不同，墓志资料记载墓主人的内容往往更加丰富具体。因此，本文从墓志资料入手，对入辽汉官群体进行整体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谬。

　　一、早期入辽汉官情形分析

　　据墓志资料，早期③入辽汉官主要来自梁、唐、晋各政权，当然也包括幽州地区的汉官，其入辽原因和途径又各不相同。王善军认为汉人分为境内原住汉民、被俘、来降、地界割让、扣留使节五类。④史怀梅将入辽汉人分为自愿、与辽联盟造成的越境(质子)、被迫、非自愿四类。⑤本文则将其分为被动入辽和主动归降两种情况(参见表1)。

　　

　　被动入辽的汉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战争期间被掳掠至辽。唐亡以后，各割据势力多拉拢契丹，契丹军队趁机多次南下掳掠大批人口北归。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为迭剌部夷离堇，专事征讨，次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又与李克用会盟攻打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14)燕王刘守光被晋王李存勖围于幽州时，“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15)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916)八月，《辽史·太祖本纪上》记载了契丹军队南下攻略的情况：“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在此过程中，大量汉官被掠至契丹，如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人耿去斌，仕后唐庄宗，历任营田使、卢龙军使节度押衙，“旋值契丹国雄图大振，奇锋莫当，一旦深犯边疆，遂遭掳掠，因兹将家入国”，一同而来的还有他的儿子耿崇美。(16)神册二年(后梁贞明三年，917)，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刺史卢文进因不满李存勖向其征兵而叛附契丹，引契丹兵寇新州，“自是戎师岁至，驱掳数州士女”；(17)吴令均也因“新州失律，民庶播迁，沉绝域以不还”。(18)第二类是出使契丹被扣留的汉官。韩延徽原在刘仁恭手下任幽都府文学，奉命出使契丹时，因阿保机“怒其不屈，留之”。(19)道宗朝相国贾师训的高祖贾去疑，先仕后唐，太祖时“奉使来贡，因留之”。(20)第三类汉官是晋亡后被辽太宗耶律德光北迁的后晋臣子。关于这部分史事，《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辽史》《契丹国志》都有记载。后晋败亡后，北迁的除末帝和后妃，还有诸司僚吏、方技、百工等人，其中也包括冯道、李菘、和凝、李澣、徐台符等官员。一些辽代墓志对此亦有记载。如《石重贵墓志》谓石敬瑭死后，末帝石重贵“乃弃约而息贡，嗣圣皇帝(辽太宗)再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21)金人韩玉的五世祖韩继宁“仕石晋为行军司马，从出帝北迁，居析津，曾孙知白，仕辽为中书令”。(22)

　　主动归降的汉官也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一类是主帅率部下一同归降。唐天祐四年(907)，刘守光囚父自立，其暴虐统治导致“军士多归于契丹”，(23)其兄刘守奇率部下数千人降奔契丹。(24)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1)，晋王李存勖讨伐镇州成德军留后张文礼，新州防御使王郁而北结契丹，(25)“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引契丹大军入居庸关，“分兵略檀、顺、安远……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26)任顺州刺史的石延祚举城投降，遂“移家北关”。(27)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6)，赵德钧父子为获得辽太宗支持而达到称帝中原的目的，多次与契丹周旋，最后降于契丹。另一类是因将帅不和而北投契丹，道宗朝平州观察判官王用仁的先祖王绍“因与燕王刘仁恭构隙之年，屡困战敌，遂慕义向风，自南徂北”。(28)

　　二、早期入辽汉官的政治参与

　　以上所举几类入辽汉官是辽朝早期汉官群体的主要来源，也是辽朝汉人官僚体系建立的基础，这一群体对辽朝政治参与，关乎辽代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辽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早期部分入辽汉官，起初对辽朝统治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如辽神册五年(后梁贞明六年，920)冬九月，契丹略云内和天德(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后唐天德军节度使宋瑶投降，契丹撤军后宋瑶复叛。而且这种投降之后复叛的现象不是个例。天赞二年(后梁龙德三年，923)正月，时任大元帅的耶律德光攻陷平州，裨将张崇被擒，而在天显元年(后唐天成元年，926)七月叛入后唐。(29)磁州(今河北磁县)人张砺初仕后唐，从赵延寿与契丹战于河东，兵败投降契丹，受到重用，可他却以“水土不服”为由试图逃走。(30)辽太宗援助石晋，高唐英投降，被“升为国通事”，(31)太宗北撤后命其为彰德军节度使，固守契丹北撤的通道相州(今河南安阳)，而他收到刘崇建立北汉的消息以后，遂“举镇请降”。(32)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受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影响，在中原汉人眼里，强大的契丹不过是“夷狄”，“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33)奉天承运的中原才是华夏“正统”。然而，随着辽朝对中华制度文明的追随与承袭，越来越多的入辽汉官选择入仕辽朝，参与辽朝的统治。

　　早期入辽汉官参与辽朝政治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入仕为官，主动为辽朝建设贡献力量。幽州人韩延徽，原在幽州刘守光手下任职，出使契丹时因不拜而被阿保机扣留，命其放马，后被阿保机召至帐前，询问政事，命其参与军事。在阿保机攻党项、室韦，征服诸部过程中，韩延徽出谋划策，贡献最大，深得阿保机信任。韩延徽还帮助阿保机治理汉地，建立城郭，减少汉人逃亡。其间，韩延徽曾逃归李存勖，欲命其为幕府掌书记，遭到时任掌书记的王缄嫉恨，韩延徽不自安，借省亲为由复投契丹。阿保机大喜，“待之益厚”，“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支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34)正如韩延徽自己所言：“彼(阿保机)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诣之，彼手目复完。”(35)由此可见契丹统治者对有才能汉人的重视程度。韩延徽历仕三朝，做到南府宰相，“设张理具，称尽力吏”，(36)在中原无法施展的才华和抱负，在辽地得以展现，成为阿保机的佐命功臣之一。韩氏“轩裳照世，钟鼎传家”，(37)子孙横绝、冠盖相属，成为贯穿辽金元三代而不衰的世家大族。(38)较韩延徽晚几年入辽的赵思温，同样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用，从太祖攻打渤海，随太宗讨伐后唐援立石晋，立下显赫战功，其诸子除去早亡者，多官至节度使、刺史以及侍卫亲军、随驾仪銮副使等职。(39)元人王恽在《卢龙赵氏家传》中称，“赵氏自五季迄今三百余年，子孙繁衍，几于千人”，与韩延徽家族同跻身于辽燕京“四大家族”。(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