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朝西北缘边的土地政策与经略体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俞菁慧(1981-),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
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北宋神宗朝西北土地政策,是其缘边战略体系的核心部分。对古渭地理与河湟地区土地预判,直接影响了宋神宗初期西北战略转向,并在变法与党争背景下引发复杂的政治博弈。朝廷招纳西北蕃部,形成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包括蕃部纳土、政府赐地和多边土地交易政策。其形势利害错综复杂,是当时西北缘边政策的难点。在此期间,北宋逐步确立了以土地、蕃部、市易为中心的拓进方案,三者互为表里、形成共力。在开放土地交易的同时,政府也进行土地根括、整顿与集中管理,为弓箭手营田铺路。这些措施共同构成西北缘边战略经制体系,使宋夏之间的态势逐渐向有利于北宋的方向发展。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2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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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缘边经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汉代的西域都护、唐代的羁縻州县、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探索,也为塑造和维护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做出了积极贡献。与上述时代相比,北宋中后期西北缘边的经略开拓,主要目的是对抗和控驭西夏,地理范围集中在今陕西、宁夏、甘肃东部和青海东北部一带,甚至没有深入到河西走廊。其规模气象远不及汉唐明清,相较之下受到的关注并不算多。

  然而如果我们从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政策相辅相成角度,从法度设计与治理体系建构角度进行衡量,会发现北宋西北缘边政策的“内涵”与“质量”绝不逊于其他历史时期。特别是宋在面对契丹、西夏时,军事能力上没有压倒性优势,反而需要更全面周密的布局,更绵长细致的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同时也要以西北缘边物资需求为“发动机”,将全国的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强大的军事财政体系。因此在北宋神宗朝,“缘边经制”和“新法改革”互为表里,大大强化了内部各经济政策、新法板块之间的联系与统合。与简单粗暴的军事征服相比,这样的“经略”不仅包含了更丰富的历史信息,还对当代的民族与边疆政策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过去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北区域史领域,如北宋与党项、吐蕃关系,①西北拓边与宋夏战争,②营屯田、弓箭手问题,③缘边贸易,④以及王安石变法中的西北政策等。⑤细节非常丰富,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其内在逻辑与顶层设计。对新法时期的土地政策的研究,偏重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经济法度,相对忽视西北地区的土地经营及其包含的地缘战略和宏观布局,因此也尚未充分揭示“土地问题”在整个新法体系中的牵动作用。

  

  从表1可见,熙丰时期,西北土地政策与全国性土地改制呈现交错之势,缘边五路是新法核心试点拓展区域,包括拓边、蕃部、耕地、营田、农兵、武备、粮食、转运、市易、堡寨、置将等系列施设。宋神宗朝西北缘边土地经略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专题:既可以全方位反映新法政策的广度与深度,也能将制度史、区域史视角和对具体政治、经济、军事行动的研究相结合,在动态治理中考察其进程。

  一 地缘与良田:西北经略中的土地格局与战略预判

  (一)西北地缘形势与战略转向

  北宋在西、北两个战略方向处于和西夏、辽的长期对峙中。澶渊之盟后,辽国方向暂时和平,而西北边自李继迁夺灵州、李元昊建国后,一直是北宋防务的重心所在。陕西一路因直面西夏以及吐蕃、党项各部族,成为核心边防区域。通过路分的不断调整,可以看出北宋中后期防务重心的分布与演变:从四路(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到五路(加入熙河),再到形成六路(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并规划出两大路系(永兴军等路、秦凤等路)。⑥两大路系的确立展示出陕西缘边经略的“两翼”:东北翼即传统的主线鄜延、环庆以及新复绥州一带,直面横山地区;西北翼主要是秦州以西,即北宋后期重点打造的洮、河、湟水区域。

  首先看东北翼。永兴军路北端为宋夏交界的横山区域,有党项与吐蕃族帐分布。李元昊依夏、银、绥、宥、静等州建国,势力伸及横山以南,毗邻宋境内的环庆、鄜延以及麟府等地,是宋、夏对峙交锋的前线。⑦治平末,种谔夺取绥州,招降横山嵬名山部族。西夏为夺回绥州而大举侵边,北宋方面则派出韩绛经略陕西,意图用种谔建议拿下横山族帐。然而计划未成,反酿成庆州兵变,横山之役也草草收尾。

  再看西北翼。从原先重点区域鄜、延、环、庆、泾,到后来以秦州为基础,向西延伸到古渭、熙州,进而河州、岷州、兰州,再到宋哲宗、徽宗朝逐步开拓的会州、湟州、鄯州、廓州、洮州等,形成北宋中后期的西北疆域图景。

  上述两个方向中,东北翼受制于横山,又与西夏的银、夏、宥等州对峙,庆州兵变之后发展基本停滞。而西北向则是吐蕃传统聚居点,旷土良田、种族繁盛,有比较大的经略空间。其中青唐吐蕃是最大的势力,宋、夏两方在忌惮的同时又竭力争取。总体而言,西北线取代东北线成为经略重点,是地缘、局势、人事等多种因缘聚合的结果。

  北宋西北缘边地区有三大水系:黄河、洮水和湟水。洮、湟二水是黄河支流,一在南,一在北,“河湟”“熙河”“洮河”“洮西”“河南”“河西”等地名,都与水系相关,只是区位侧重有所不同。宋方若要沿着洮、河、湟向西拓展,关键跳板在渭河上游。古渭(今甘肃陇西县)地区因其连接宋方实控的秦州和待经略的目标区域,具有格外重要的地缘意义。

  从宋夏战略形势看,这个方向选择也是不得不然的结果。宋仁宗时,西夏已逐步拥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之地,⑧宋方在西北的实控力已退缩到渭河中游,战略空间在西夏和吐蕃族帐的蚕食与压迫下十分窘迫。古渭当时已是极边,渭河上游则鞭长莫及。党项在占据灵州,向西拿下西凉、回鹘之后,北宋已无法制约其南下的步伐,于是李元昊“复举兵攻兰州诸羌,侵至马衔山,筑城凡川”⑨,以阻绝吐蕃和宋朝的交通。⑩至宋神宗即位时,其城寨修筑已南向贴近汉界,“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去汉界之近,自前未有也”(11)。在韩琦主张和坚持下,宋方修筑甘谷城(今甘肃甘谷县以北),又筑通渭堡,以形成犄角防御之势。韩琦云:“隔绝得西人并吞古渭一带诸蕃,与瞎药、木征、青唐等族相结之患。”(12)他意在切断西夏与蕃部联结,防止其进一步蚕食。

  甘谷城要接应的就是古渭。古渭地处渭河上游,距离秦州(今天水)直线一百余公里,是隋唐关陇集团的起家之地,也是后来王韶经制洮河的起点。确立这一战略方向,可以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落子”,有三个方面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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