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医学话语体系中，“传染”与“疫”联系密切。如已有研究指出，古人对“疫”的认识经历了从“役人”“疫鬼”再到“染易”的含义变化。殷商时“疫”初作“伇”“役”，主要表达服役之人多染此病，并无传染之意[1]48-53。随着秦汉以后疫病认知发展，“染”“易”“染易”“相染”等词相继表明疫病的流行性、传染性含义。直到北宋，“传染”一词才专用于表述疫病的传染性特征。可以说，从“染”“易”到“传染”的用语变化，不仅反映了宋代前后社会疫病认知发展，还凝聚着古代医疗主体的实践经验，应当给予多角度分析及考察。但由于“疫”的涵盖范围更广，近年来医史学相关研究①大多将“传染”置于“疫”中兼而讨论，较少从“传染”概念的自身形成及发展角度阐释古代疫病认知的阶段化进程。有的著述在使用或解读史料方面仍有待于商榷，如能否将《国语·鲁语上》“譬之如疾，余恐易焉”[2]181中的“易”直接视为传染之意；能否将宋人刘温舒所补《素问遗篇·刺法论》视为《黄帝内经素问》原有思想；能否将宋以后出现的《银海精微》视为唐代著述等。 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已有成果指出隋唐以前的“传”和“染”是两个概念，即“传”用于说明人体内部病机的转移过程；“染”阐释的是人受外部病气影响的受病过程。其还提出“传染”一词最早见于10世纪《稽神录》[3]55-75中，即“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瘦疾，转相传染，死者数人”[4]卷3，179。而梳理史料可见，早在9世纪《司牧安骥集》中，“传染”一词就已出现，即“肝家咬齿相传染，即是先从五脏伤”[5]卷2，91。这两处“传染”之意明显有别。那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理解“传染”一词的出现及其概念的形成？其又来自哪些医疗主体的实践活动影响？这些问题显然亦不应被忽视。但现有史学研究成果②大多关注的是宋代以前或明清以后的疫病观念或防治经验，对宋金元时期疫病认知的系统论述较少。鉴于此，本文以“传染”概念源流为线索，分阶段阐释宋金元时期社会医疗主体的认知观念和实践活动，以期管窥我国传统疫病认知发展的自身逻辑和实践路径。 一、“传染”词源及其概念在北宋的形成 “传染”一语是先秦以来“易”“染”等词的引申和拓展。在早期疫病观念中，人们起初将病痛的出现归因于“虫”“蛊”“疠”等因素。其具体描述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虫”“蛊”与“毒”直接相关，主要表达个体性致病因素，一般需要巫觋专门予以驱除。如“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襘之，嘉草攻之”，郑玄注“毒蛊，虫物而病害人者”[6]《周礼注疏》卷37，1920。“虫”“蛊”作祟，大多文献以“蛀”“注”等词描述。二是“疠”与“气”联系密切，主要表达的是群体性致病因素，往往强调国家政权的关注和应对，如“疾医掌养万民之疫病。四时皆有疠疾”[6]《周礼注疏》卷5，1436“天有灾疠”[6]《春秋左传正义》卷57，4680等。“疠气”蔓延，文献记载则常以“易”“染”等词形容。可见，与“疠”联系密切的“易”“染”等词较早体现疫病的流行性特征。 此时，“注”和“易”的含义也相通，都会用于描述个体患病的动态过程。如上引文《国语·鲁语上》“譬之如疾，余恐易焉”之“易”当为“注易”[7]145，即患病的意思，在此形容国之衰亡。另如张仲景以“阴阳易”[8]114的病名描述男女交媾而患伤寒病，表达的是个体病症的阴阳变化，也不宜过度解读为传染之意。毕竟张仲景注重将疫病与“六气”联系起来，认为“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9]159，强调的是“四时正气”[8]17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魏晋以前的“注”和“易”虽有区别，却并非泾渭分明。“疫，皆民之疾也”[.[10]153上]和“疫，病流行也”[11]142的释义，实际上都强调的是患者众多即疫病的流行性特点，尚未明确论及疫病的人际传播情况。 魏晋隋唐时期，社会上出现“相蛀”“相注”“相易”“相染易”等词。道教医家葛洪最早使用这些用语。首先，他以“相蛀”描述疫病的延续问题。其记载赵瞿“字子荣，上党人也。得癞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当及生弃之，若死于家，则世世子孙相蛀耳’”[12]74。“相蛀”就表达了特殊环境(癞者死于家)对家庭成员所产生的由外而内的致病影响。其次，他注重依据环境因素辨别疫病种类，指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13]24。所谓“小异”是指三者的具体致病因素有所不同。其指出“伤寒”“时行”一般因六淫邪气致病，多发病于春夏，具有季节性特点。“温疫”则是“疠气兼挟鬼毒相注”所致，多与地理、气候等因素相关，如“山瘴恶气”等[13]25，41。他将“疠气”“鬼毒”相结合称为“相注”，用于解释“温疫”出现的原因。这也体现了秦汉以来人们主要将虫蛊之“毒”和环境之“气”视为两大致病因素的基本观念。再次，他指出“疠气”可避、“鬼毒”可治，积极总结了防治结合的用药方法。如在“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13]40-42中，他专门收录了9个防治疫病的复方，即避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赤散方、度瘴散、太乙流金方、辟天行疫疠、常用辟温病散方、虎头杀鬼方、赵泉黄膏方等。最后，他对“相易”“相染易”的不同使用，突出了“染易”一词在疫病认知中的独特性。他使用“相易”一词解释“阴易病，男女温病，杀人甚于时行……两男两女，并不自相易，则易之为名，阴阳交换之谓也”[13]39。此处“相易”并非相互传染之意，而是描述治疗“阴易病”的烧裈散的入药原料需要男女交换，即“阴阳交换”。而在“治伤寒时气温病方”中，他则指出病患家人“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13]29，意为通过预先服药，可以防止疫病在家庭环境中蔓延。此处“染易”一词的主语不再是病因、病名或用药，而是人，初步表达了疫病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