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说是武丁时的贤相，在商代是可与伊尹齐名的政治人物。后世对傅说的认识主要来自孔传本《说命》和《国语》《史记》等文献记载。如《史记·殷本纪》云：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① 《史记》描述武丁梦得傅说，派人寻来并任命为相的经过，还称之为圣贤。当然，孔传本《说命》也把傅说塑造为圣贤形象。但孔传《古文尚书》为东晋时梅赜所献，除去与伏生传《今文尚书》相同的内容，又增加25篇古文，《说命》三篇就在其中。自宋代开始，就有学者怀疑增益25篇古文为伪书，到明清达到巅峰。特别是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列举128条证据，力证其为伪书。此后，增益25篇古文为伪书的结论似已成“铁案”。然而与此同时，认为孔传本不伪的观点也一直存在，清代毛奇龄曾撰《古文尚书冤词》为孔传本大声鸣冤。黄怀信亦指出，阎若璩所提出的多数证据都经不住推敲，或者与辨伪无关，是书不足以构成“伪古文”定案的条件。②正在学界为孔传本真伪问题难定是非之时，新出清华简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清华简发现多篇《书》类文献，特别是《傅说之命》可与孔传本《说命》的内容相联系，这就使利用前者对后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清华简《傅说之命》也为学界提供了两个前所未知的傅说形象。学界过去对傅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份、名号、主要事迹、思想等方面，也有学者关注到傅说故事的流传演变研究，如甘岚、闫志否定傅说为商代贤相这一客观事实，认为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是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目的是为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③李璐勾稽了先秦文献所载傅说故事，梳理了在时间、地域、学派等不同背景之下的傅说故事流传演变，并对傅说文献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④实际上，上述研究对孔传本《说命》、清华简《傅说之命》成篇年代的把握并不准确，且以傅说故事为中心的考察不能从本质上揭示不同的傅说人物形象，并系统阐释其形成及演变的历史动因。孔传本《说命》及清华简《傅说之命》表明，傅说在历史上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这两个重要文本对傅说人物形象迥异的塑造体现了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为我们研究先秦时期思潮的变动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一、孔传本《说命》成篇年代及所塑造的傅说形象 傅说为后世所熟知的人物形象，就是圣贤形象，这个形象是由孔传本《说命》三篇塑造的。因此，孔传本《说命》三篇的成篇年代直接决定傅说这一形象形成的时间。按照孔传《古文尚书》所附孔安国的序言，《说命》三篇出于孔子旧宅壁中，是由孔安国整理并流传后世的先秦文本。而这一说法也与《汉书·艺文志》所云孔壁出书，以及孔安国进行整理的记载相吻合。直至宋代，特别是明清时期，一些学者经过考辨认为包括《说命》三篇在内的新增25篇古文为“伪古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这一结论也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看法。所幸清华简与《古文尚书》相关的《书》类文献陆续公布，为重新审视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的主流做法是利用清华简来进一步坐实所谓“伪古文”为魏晋人伪造的观点。然而清华简《傅说之命》并非先秦经典所引之《说命》，与先秦经典所引《说命》相同的恰是孔传本《说命》。事实上，孔传本《说命》并非魏晋人所伪作，而是源自先秦的真古文。 首先，清华简《傅说之命》并非先秦经典所引之《说命》。利用清华简《傅说之命》对孔传本《说命》辨伪的最直接思路就是利用二者的不同来证伪后者，但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先秦经典所引《说命》为不同传本这一事实却被整理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⑤先秦经典所引篇名是《说命》，而清华简该篇自题为《傅说之命》，篇名完全不同，将简本改题为《说命》无疑会产生不必要的混淆。从内容来看，《礼记·文王世子》《礼记·学记》所引《说命》的三条内容均不见于《傅说之命》，但却见于孔传本《说命》的下篇。《礼记·缁衣》引《说命》云：“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⑥此句见于孔传本《说命》的中篇，《傅说之命》虽有相似的内容，但却有较多异文。《礼记·缁衣》所引《说命》另一条内容亦不见于《傅说之命》，但却见于孔传本《说命》的中篇。《国语·楚语下》楚国大夫白公子张叙述武丁之事，引用了武丁的三句话。第一句：“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茲故不言。”⑦第二句：“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⑧第三句：“必交修余，无余弃也。”⑨这三句中仅第二句可以在《傅说之命》中找到近似的内容，但异文较多，且夹杂有其他语句；而此三句却均见于孔传本《说命》。如按孔传本《说命》是剽窃先秦经典引文成篇的观点，那作伪者应如何安排这三句话呢?显然要将其置于同一篇中或紧邻的两篇中，如此不仅容易操作，更可从《国语》原文中获取更多密切衔接的线索。但事实上，前两句在孔传本《说命》的上篇，第三句却在孔传本《说命》的下篇，这样的安排显然不符合一般的作伪逻辑。反之，如果是《国语》引用孔传本《说命》的战国文本的话，则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国语》是引武丁的话，三句话自可出自不相邻的两篇之中。显然，清华简《傅说之命》并非先秦经典所引之《说命》，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两者的不同来判定后者为伪作。而《国语》所引武丁之言，应以源自孔传本《说命》的先秦古文更为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