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指古史传说中夏代以前的中国上古时代，其历史真实性在古代原不成问题。但自晚清民国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疑古之风盛行，五帝时代因之基本被否定，极端者甚至有“东周以上无史说”。虽然因晚商都邑殷墟、早商都邑郑州商城等考古学发现，此说宣告破产，但对商代以前的夏代乃至五帝时代，学术界的质疑声至今仍未断绝。五帝时代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只有紧密结合文献史学和现代考古学，并以适当的方法展开研究，才有希望逼近答案。 一、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 《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其中“三皇五帝”显然指人而非神，且“五帝”晚于“三皇”。《周礼》所载官制等基本符合西周或者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①可知“三皇五帝”的提法也当出自西周或春秋，而非战国以后的发明。战国时期出现“五帝”的情况增多，《荀子》《战国策》中各3处，且多与三王、五伯并举，《吕氏春秋》中有14处之多，一般连称“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和“三皇”有多种组合的情况不同，严格来说“五帝”说其实只有一种，就是出自《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当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②在《国语》中也有同样的排列顺序，③很可能是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有的说法，后被《史记·五帝本纪》采用。④其他一些曾被称为“五帝”者⑤其实并非确指，或者属于神圣而非人王。⑥即便真正的“五帝”就一种说法，那也应该是从众多古人中挑选的结果，同时期还存在很多其他杰出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使用“五帝时代”这个概念，指称以“五帝”为代表的那个时代。⑦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述，目前只能在商周及以后的文献中见到，被认为部分可能是“口耳相传”的结果，五帝时代一般也就被划到“传说时代”⑧的范畴，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谓“原史”时期。 疑古学者多视“五帝”为神话人物，基本否定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顾颉刚在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中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认为东周初年《诗经》里有天神禹，东周末年《论语》里出现尧、舜，战国至西汉伪造了许多尧、舜之前的古“皇帝”，⑨结论是“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伪书的结晶”。⑩更早的时候，胡适也主张“中国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个字可以信的”。(11)但1928年开始的对殷墟的发掘，发现甲骨文、宫殿、王陵等大量证据，确凿无误地证实晚商属于信史。这不但推翻了“东周以上无史说”，而且证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逻辑难以自洽。(12)又因晚商史业已被证为信史，早商、夏代甚至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也理应重新加以考虑。 其实早在1917年王国维就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论定《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殷世系几乎完全合于甲骨卜辞所见商人世系。(13)王氏明确认为尧、舜、禹属于历史人物，不应疑古太过。(14)之后蒙文通于1927年出版《古史甄微》，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以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15)徐旭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部族可以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16)1935年傅斯年则提出“夷夏东西说”。(17)这些研究虽与传统的中华一脉古史观有别，但却都是在承认五帝时代真实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做出的综合研究。 五帝时代的诸多人物并非出于战国西汉以后的杜撰，这在晚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出土文献中也有所证明。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四方风”，见于《山海经》和《尚书·尧典》。(18)殷墟甲骨文中商人将帝喾(高辛氏)作为高祖，这也和传世文献吻合。(19)刻有“天鼋”或“天”族徽的先周和周代青铜器主要分布在陕西，或与轩辕黄帝的名号有关。(20)西周
公
记载禹敷土浚川，(21)春秋秦公簋记载“鼏宅禹迹”，(22)春秋晚期的秦公一号大墓石磬上秦人将高阳(颛顼)作为高祖。(23)战国时期金文简牍上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就更多了。比如齐侯因
敦铭文记载田齐的高祖为“黄帝”，(24)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关于炎帝、祝融、帝俊、共工等的记载，(25)清华简《五纪》关于黄帝、蚩尤等的记载，(26)以及其他简牍上有关于尧、舜的记载。(27) 但需要承认的是，不管传世还是出土，目前尚不见晚商以前的相关文献。换句话说，所有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都见于至少七八百年之后的文献中，它们的说服力因此大打折扣。但学人很早就提出新的解决途径：“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28)即便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既可以用来破坏旧古史，也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29)李学勤则从文献和考古结合的角度，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30)显而易见，探索古史真相不能仅依靠文献记载，还得和考古学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