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档案事业发展，对新时代的档案工作作出许多重要论述和指示。习近平有关档案工作的重要论述包含了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内涵、本质、价值、作用、方向、路径等的看法和观点，蕴含着丰富的档案事业发展新思想、新战略和新模式，为档案工作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具有根本性影响和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些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逐渐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新时代指导档案事业发展的思想灵魂。 当前学界对于习近平档案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习近平关于档案重要论述的具体分析、解读、启示与展望[1-3]，习近平档案思想指导下的地方、企业档案实践[4-6]等。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正式提出，为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了实践指引、明确了着力重点，档案学界也相对来说更加聚焦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下的档案文化建设、红色档案资源建设相关主题研究[7-8]。但是，目前针对习近平关于档案工作重要论述的整体性、全面性研究仍较为欠缺，对其核心内涵、理论架构、内在逻辑等的分析不够深入，存在局限之处。米亚文等[9]首次系统性梳理和探讨了习近平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论述，本文进一步深度研究习近平关于档案工作重要论述的构成要素与内在结构，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提炼阐释重要特征与时代价值，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档案思想的理解，对新时代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式档案事业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 习近平关于档案工作重要论述的构成要素与内在结构 “四个得以”的档案价值论、“四个好”的积极档案保管论、“三个走向”的新时代档案治理论、“两服务”的档案工作目标任务论、档案的情感载体论构成了习近平关于档案重要论述的系统完整、体系严密的内在结构。 1.1 “四个得以”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档案价值论 2003年，习近平到浙江省档案局视察工作时指出：“之所以说档案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主要是因为档案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10]“四个得以”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档案蕴含的价值内涵，准确把握了档案工作的本质属性。本文归纳出经验价值论、规律认知论、历史建构论和综合作用论四个维度的价值阐述，这四个维度在逻辑上具有递进关系。 一是经验价值论，档案是总结经验教训的基本材料。“经验主义认为，一切观念皆从经验中抽象概括而来，经验是人的一切认识的唯一来源。”[11]毛泽东擅长从历史中学习、总结经验教训，曾说自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12]，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下文简称党)的独特优势和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档案为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原始经验基础。[13]习近平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14]，他再次肯定了档案的经验价值，认为档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知识财富，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宝库。 二是规律认知论，档案是认识规律的重要客体。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15]对档案中的信息和知识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研究，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有助于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智慧和启迪，为解决现实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提供借鉴和指南。从档案中的工作经验总结到客观规律认识，这是一个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是洞察未来正确前进道路的基础和关键。 三是历史建构论，档案为历史塑造与传承提供了认知框架。历史建构论包含两方面的内涵，第一是存史论，即保存朴素的历史原本面目。档案忠实而生动地记录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轨迹，“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6]，“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17]，习近平以鲜明的历史观来指导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建档存史是基础性的工作，保管、留存好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底蕴对于记录和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第二是写史论，即对档案史料的识读、研究和编纂。习近平强调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和阐释的重要性，要“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18]档案是建构记忆的重要资源，但空有史料而没有二次加工和编研是无法形成系统认知的。任何历史都有自己的史学、政治观念，基于档案的“写史”是对历史的再认识、再创造与再诠释，对于强化国家文化认同、增强历史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综合赋能论，对国家治理事业发挥独特作用、贡献档案力量。“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19]，档案提供了历史线索和现实依据，对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发挥的作用是其价值的综合体现。第一是查考凭证作用。档案因其独特的原始记录属性，具有强烈的真实性、权威性、客观性和验证性。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20]，“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21]，2014年在日本右翼势力肆意歪曲侵华事实时，中央档案馆果断反击，主动发声，持续公布日军侵华罪证的档案，说明档案是认识执政兴国规律和批驳歪曲错误言论的有力工具，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平正义发挥了重大作用。[22]第二是参谋辅政作用。档案具有政治、文化、法律属性，具有决策咨询的显著优势。档案事业主要是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服务的，是重要的“元资源”，方方面面的事业发展都离不开档案资源的利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23]资政成为档案工作的根本任务目标之一，其中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三是文化教育作用。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就要从中华民族的光辉奋斗史中去体悟苦难辉煌、去汲取前行力量，而档案史料是记录、诠释的源头活水。习近平非常重视红色档案的教育功能，强调“要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推出高水准的权威专著和通俗读物”[24]，“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25]，“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