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目前，中国人口总量已由低速增长向负增长转变，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下行将放大劳动力供给下降和快速老龄化的影响，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挑战。 从全球发展规律来看，经济发展转型与人口转变是否相适应直接影响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极限。在“马尔萨斯时期”，低生产率始终无法支撑大规模人口[1]，但随着技术革命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人均产出水平提升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支撑作用，许多国家和地区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人口规模不再被视为制约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2]，全球不同地区先后进入“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时期。从人口转型特征来看，无论是高收入经济体，还是中等或中低收入经济体，1960年以来人口生育率降低已是全球性现象[3]。从长期人口变化和经济转型总体趋势来看，就全球平均水平而言，1960年以来全球人口平均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都呈现同步降低趋势，全球制造业产值比重也呈同比下降趋势，服务业占比则逐步增大，全球平均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和制造业产值比重分别从1960-1970年的2.26%、3.07%、13.36%下降至2010-2021年的1.23%、1.36%、12.11%①。从产业转型来看，一般生活性服务业具有显著的“成本病”[4]，生活性服务业占比过高不利于实现经济转型；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技术进步效应，能通过与制造业关联提高企业创新和产业链的融合应用水平[5]，进而实现产业价值链攀升[6]。但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较高，同时，新技术的不断迭代以及产业化应用增加了技术进步率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7]。可见，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化，在经济层面人口与经济协调之间的关系已由“总量”转变为“结构”关系。进一步地，从长期来看，由创新引起的新技术产业应用和人口结构转变的趋同性是影响人口和经济协调的关键原因，决定了技术进步对人口总量的支撑力；同时，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等结构性因素也反过来影响创新产出和新技术应用，因而人口总量和结构不仅在供给侧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且在需求侧影响消费和投资。 在超大规模人口的现实背景下，人口对大国经济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影响。在供给侧，经济转型来源于生产力变革，而这种具有质变性质的转型动力归根结底来源于劳动者的跃升，不仅体现为劳动者认知能力跃升形成的技术革命性突破，更体现为劳动者对劳动资料使用和劳动对象扩展的跃升。在需求侧，人口转变也会对公共财政支出、消费、投资等经济增长动力产生影响。本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将研究的核心问题凝练为人口转变如何影响经济转型，重点聚焦人口变化趋势如何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影响经济转型。本文利用相关文献对人口变化影响经济转型的作用路径进行理论分析，并重点聚焦当前中国人口转型的趋势性特征对中国经济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已有文献梳理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加快完善与人口转变特征相适应的政策体系的建议。 一、人口变化对经济转型影响的理论阐释 人口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劳动力投入要素，而且是经济活动中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总体来看，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 (一)人口是“慢变量”，人口与经济协调的关键在于人口转变时点和新技术时点是否趋同 人口与经济最经典的关系就是马尔萨斯理论，无论是马尔萨斯时期，还是人口转变时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及产业化应用来提高经济产出效率都是提升人口承载力的关键，如对工业化前英格兰的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关系的研究表明，因规模报酬递减引发的收入负效应可被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抵消[8]。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人口是具有显著持续性影响的“慢变量”，大规模的人口缓慢转变总会在某个时点集中爆发。因此，一般而言，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是持续的、可预期的。本文利用世界银行WDI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就OECD国家而言，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正相关关系是显著的。其中，当人口增长率滞后5～10年时，其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不显著；当将人口增长率滞后10年以上时，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逐步显著，由此证实了人口增长率影响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 关于经济增长的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提供了技术变迁和资本累积对宏观经济增长趋异或趋同的解释。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或地区培育新技术及推进新技术产业化应用的时点存在差异。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这种新技术培育及应用的时点和本国人口转变的时点是否逐步趋同是实现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变相协调的关键。利用国别面板数据的相关研究表明，当老龄化速度较快时，人口变动的时点将领先于新技术应用支撑经济发展的时点，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变的开始时点对国家发展腾飞时间具有显著解释力，并由此形成各国不同的发展模式[9]。就中国而言，人口机会窗口引发的“人口红利”也是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中的特定现象[10]。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实现“人口红利”是有基本条件的，只有总和生育率能够在代际快速下降的国家才能获得“人口红利机会窗口”[11]。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在1982-1990年开启，2010年后逐步下行[12]。进一步地，从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协调角度来看，影响二者时点(人口转变时点tp和新技术应用时点ti)协同的关键在于人口自身特征：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微观劳动个体特征。人力资本越高的劳动力、企业或地区，其创新能力越强，越能将新技术应用快速转变为通用的生产型技术[13]。二是人口规模引发的消费规模外部性。规模效应使技术进步产生的新产品或服务能够有效地被消费，具有显著的市场规模效应，进而增加更多技术研发需求(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