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宋间巴蜀地区的人口、耕地等经济数据和文物遗存、官员文人等文化指标来看，存在明显的“唐代断痕”。①特别是川南的泸州、宜宾地区，几乎没有晋唐汉文化遗存的发现，造成考古的“缺失”与“空白”。②对此现象，宋人郭允蹈强调了“獠人”的影响：“蜀之衣冠，流徙荆湘，而名郡乐郊，皆为獠居矣，至唐末而患犹未已也。文物之不逮于两京，几数百年，职此之由。”③近人蒙文通也有感：“忆昔僚之初来，蜀之荒废几三百年，及僚、汉融合，而蜀之兴盛亦三百年，余于蜀史之变化发展，而后知少数民族关系一方强弱盛衰之甚也。”④笔者从政区与户口视角，提出汉宋间巴蜀地区华夏化呈“马鞍式”的发展态势，并考察晋唐史书对“獠”这一族类的书写，认为此期巴蜀有“獠化”趋势。⑤那么，入宋以后巴蜀僚人的族类身份又发生了何种变化？ 首先引起关注的是宋代泸州的僚人，学界对泸州僚人、乌蛮等人群族属的判定，多是基于社会文化习俗等客观特征，⑥然则对于宋代史籍中泸州各种族类称谓的纷乱记载，并未给出合理的解释。而“蛮”“夷”“土丁”“义军”等族类特征不明的泛称常见于戎、泸二州，对探讨川南地区族类身份在宋代的变化，当具有特殊的意义。近来学界对渝州“南平獠”的研究，则置于民族观的视域中，讨论了其概念所反映的传统王朝史家对唐宋僚人的书写与认知，⑦但未注意到南平军族类构成的复杂性。与“南平獠”有关的“南平蛮”及南平“夷人”，这些不同的族称，对于重新认识南平僚的族属与川南地区的民族交融，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从《新唐书·南平獠传》的记载可知，唐代的巴蜀僚人主要被史家分为三个群体：“剑南诸獠”“葛獠”“南平獠”。⑧其中，“剑南诸獠”分布于四川盆地内部的剑南道中心区域，在唐代基本华夏化，宋以后鲜见于史。⑨而“葛獠”“南平獠”所在的剑南道南部、黔中道北部地处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随着唐代“开生獠”辟置郡县，中央王朝与僚人势力的对比也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历史书写中宋代川南“獠”的地位下降，戎、泸、渝诸州的非华夏族类在《宋史·蛮夷传》中往往泛称为“诸夷”“诸蛮”。⑩从“葛獠”“南平獠”到“诸夷”“诸蛮”的身份转变，体现了宋代川南地区以“华夏”为中心、内“夷”外“蛮”的圈层秩序与民族交融的新动向。(11) 一、内“夷”外“蛮”：宋代戎州的族类分布 唐代的“葛獠”活动于“戎、泸间”，不同于华夏化的“剑南诸獠”，其保留了自身的政治文化特征：“居依山谷林菁，踰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12)至宋初葛僚群体发生分化，据《太平寰宇记》载，一部分人群成为内属州县的“民户”，戎州“管户夷汉主客都五千二百六十三”，“夷夏杂居”，泸州“管汉户主二千四十七，獠户二千四百一十五”，“每岁畬田，刀耕火种”；另一部分人群保持了不同于汉的属性，戎州“其蛮獠之类，不识文字，不知礼教，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泸州“其夷獠则与汉不同，性多犷戾而又好淫祠，巢居岩谷，因险凭高，著班布，击铜鼓，弄鞘刀”。(13)两种情形反映了戎泸正州与羁縻州的葛僚呈现出“内”“外”之别。 (一)正州“夷户”与内附“僰”“獠” 戎泸二州民户在《太平寰宇记》中称谓不同，戎州管户称“夷汉”，泸州称“汉户”“獠户”，透露出不同的族类信息。二州位于巴蜀南部、南中之北，为晋唐间入蜀僚人重要聚居地。(14)随着唐代对川南的经营，将“戎獠”识别为“葛獠”与“僰”两种人群，葛僚多居于南广溪洞羁縻州，僰人主要在汉代僰道县，亦即唐之僰道、宜宾、南溪、开边、归顺五县。(15)相比于“不识文字，不知礼教”的葛僚，僰人号称“戎獠之中，最有人道”，“最贤者”。(16)《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戎州”条云“梁武帝大同十年，使先铁讨定夷獠，乃立戎州”。(17)而宋白叙此事则称：“梁置戎州，言以镇戎夷也。”(18)从“戎獠”到“戎夷”称谓的变化，说明戎州正县的主体族类僰人在宋代被称作“夷”而非“獠”属，如孝宗时臣僚言：“叙州(戎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僰夷、葛獠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19)可见，“与汉人杂处”的“夷户”，实际上包含了原居的“僰”与外来的“獠”两种人。 经过晋宋间长期的民族交融，僰地已烙上了僚人的印记，如宜宾县“唐开元十七年为义宾县，后移于狼川”，(20)“狼”字头地名系僚语遗存，(21)宜宾迁治当与“开生獠”有关。又如归顺县“亦僰道地，唐贞观中，群獠归服，因于此立镇以抚之，以归顺为名。圣历三年分
县，就废镇置县，以处生獠”，(22)僰道诸县的分置，是僰地僚人编户化的结果。而内属“僰”“獠”在宋代已经没有区分的必要，故使用了晋以前的“西南夷”这一宽泛的概念，表示州县直属的非汉民户，与戎属羁縻州的“蛮獠之类”区别。宋仁宗时对南溪县“纳土归化为齐民”的夷户赐以汉姓，并“充义军”：“其夷官有大小首领，不费官廪，髣髴府兵之遗意也。元丰讨乞弟以来，每出必为先锋，蛮人畏之。”(23)僰僚交融形成的“夷义军”呈现华夏化的趋势，成为宋廷在正规军之外防御羁縻部族的重要力量，而以乞弟部为代表的“乌蛮”势力的兴起，改变了戎泸属羁縻州的族类结构。 (二)羁縻州“三路蛮”的族类构成与分布态势 从《太平寰宇记》的描述可见，戎泸地区未编户的僚人不在少数，且仍固守其文化传统，然在其后的两宋史籍中甚少见到当地“獠”的记载。《宋史·蛮夷传》将戎、泸属羁縻州族类称为“叙州三路蛮”(西北曰董蛮，正西曰石门部，东南曰南广蛮)与“泸州蛮”。“董蛮在马湖江右”，(24)又称“马湖蛮”，为“西爨昆明之别种”，(25)属“白蛮”。(26)然“董”非白蛮姓氏而是羌姓，(27)民族语言学研究表明，董氏可能源出吐蕃东北的多弥部，(28)迁徙至剑南道西南部。(29)董氏在唐代为驯、聘、浪三州大鬼主，“兼押狼蛮”，狼蛮属“乌蛮”。(30)但德宗时内附的狼蛮首领名浪沙，“浪”亦羌姓，如羌酋浪息曩、浪我利波。(31)浪息曩之降唐，如李晟所云：“河、陇之陷也，岂吐蕃力取之，皆因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转东徙，自弃之耳。”(32)据此推测，董、浪诸部羌人的东迁，源于安史之乱后唐朝边地治理的失策造成河陇失陷于吐蕃，其辗转徙于剑南西南诸州，被唐廷任命为当地蛮人羁縻州长官，采取“以羌治蛮”的措施，管理自南诏北上的白蛮与乌蛮部族。又据《太平寰宇记》，马湖蛮区至宋初，驯、聘、浪“三州在马湖江，并是蛮，无税输系州县”，“一州纳赋税：商州(殷州)，是獠”。(33)由此可见，“马湖蛮”实际是由羌、蛮(白蛮、乌蛮)、僚混杂构成。马湖江下游的商州，临近戎州宜宾县与嘉州犍为县，居住的是唐代以来的葛僚，在宋代编户纳税，向正县体系转变。马湖江上游则为东迁的河陇羌人和北上的南诏蛮入侵居，唐置驯、聘、浪三州以处之，至宋仍是羁縻状态，并呈现羌人蛮化、羌蛮交融的状态。随着董蛮的坐大，成为宋代嘉、戎间主要防范的“外蛮”，而马湖部僚人作为新的“夷户”，充当了宋廷与董蛮间的缓冲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