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撤坐故事与五代宋初朝礼改革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晓巍(1988-),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宋太祖撤坐故事描述了宋太祖赵匡胤取消早朝赐坐,导致宰相奏事由“坐”而“立”的变革过程。通考唐宋朝会礼制,唯延英奏对兼有宰相奏事、赐坐之制,但流程是先站立奏事,后赐坐吃茶;其他朝会宰相奏事皆站立。因此,宰相立奏事是唐宋通制,不存在由坐而立的转折。延英奏对及赐坐礼仪的废止发生在五代后唐而非宋太祖朝。五代宋初朝礼改革的重心不是取消赐坐,而是以五日起居取代延英奏对,简化朝参礼仪并扩大早朝官员范围,以表达团结百官、重建秩序的态度。宋太祖撤坐故事的书写,源于士人以现实礼制比附经典话语的观念,并受书写者时代、身份、立场影响,具有制造祖宗故事鉴戒当代的倾向,遂致偏离历史事实。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2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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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撤除宰相座位,废止“坐而论道”是宋代笔记中的经典故事:宋以前,宰相早朝奏事必赐坐赐茶,君臣从容“坐而论道”;宋太祖取消赐坐,宰相奏事由坐而立。文献围绕宋太祖撤坐过程形成两种主要书写模式:其一,王曾等人记载称宋初宰相惮于宋太祖的英睿,请求在早朝时进呈“札子”取代“熟状”,导致早朝政务增多、处理时间延长,赐坐赐茶的礼仪被取消;其二,王巩、邵博描述宰相起身上前奏事时,宋太祖密令宦官撤除宰相座位。

  宋太祖撤坐故事意涵丰富,故学界自20世纪中叶起即多加关注,并由此切入探讨宋初中枢权力消长。吴晗、钱穆着眼于赐坐礼仪取消和宰相立奏事的成立,以此论证宋代“君权之侵揽”,专制君权的加强。①21世纪前后,宋史学者更关注赐坐取消的朝仪意义,认为这是唐宋朝会礼制“历史性的变化”,揭示了宋太祖撤坐故事与唐宋朝会礼制的关联。②

  邓小南检讨宋太祖撤坐故事的文本和意义,取得推进:其一,区分撤坐故事的两种书写模式,分别以王曾、王巩的记载为例,论证王巩等所记的戏剧化过程不可信;其二,基于王曾等人记载,分析宋初以札子取代熟状进呈的文书改革;其三,结合宋初历史情境,指出废止赐坐礼仪是“中枢运作方式变化的结果”,“废坐论之礼所导致的,主要不是礼遇隆杀的问题,而是君臣悬隔、上下疏离的状况”③。

  唐宋之际废止“坐论”被视为专制君权加强的一种表征。问题在于,宋太祖初年是否发生了赐坐取消、宰相由坐论而立奏事的变革?这看似只是细节问题,但如果不考订明确,将误导我们对于相关历史进程、趋势节点的认识,有必要专门讨论。

  既往研究在政治史、制度史的角度,并未触及宋初取消赐座、废止坐论的真实性问题。然而从唐宋朝会礼制角度考虑,则会发现宋初是否废止赐坐、宰相奏事是否由坐而立,都值得怀疑。本文认为,唐宋朝会礼制有两个重点内容既与撤坐相关,又与之不同。其一,在唐宋所有的朝会中,仅延英奏对既有宰相奏事,又有赐坐礼仪。但包括延英奏对在内,宰相早朝皆为站立奏事,赐坐赐茶为独立环节,不可能有由坐而立的变革。其二,延英奏对在五代后唐已终结,没有延续到宋太祖朝。文献叙述宋太祖撤坐故事所依托的早朝礼制背景存在若干“硬伤”,无法成立。

  下文通过礼制史路径,重构有关宋太祖撤坐故事的内容、真伪及意义的认识,以期推进对五代宋初朝礼改革、中枢权力关系演变的认识和思考。

  一、撤坐故事的文本分析

  以王曾、王巩记载为代表的两类宋太祖撤坐故事文本,分别对应不同的赐坐取消方式。故事涉及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文书改革、朝礼改革。学界最初从宋初朝礼转折论述故事总体,不细分文本内容与书写。邓小南始既区分两类文本,又区别朝礼改革、文书改革。下文将着眼于礼制史路径,从解析宋太祖撤座故事内容、书写开始,把握不同文本、内容之间的关系,重新界定文书改革、朝礼改革的关系。

  (一)撤坐故事之典范模式:文书改革与朝礼改革的关联叙述

  宋太祖撤坐故事的第一种模式,见于北宋前期王曾《王文正公笔录》、钱惟演《金坡遗事》,又被采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⑤、脱脱《宋史》⑥等文献,经历了由故事入史、入正史的发展,成为表现宋太祖朝人物、政治的典范,本文称之为撤坐故事的“典范模式”。王曾的记载最详、时代最早: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谓“坐而论道”者欤!

  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浦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⑦

  故事包含唐五代旧制、宋太祖改革两部分。在“旧制”中,朝廷政务分为两类,一类是军国大事,由君相坐而议之,从容赐茶而退;此外的号令、除拜、刑赏、废置另为一类,由宰相拟定熟状进呈,皇帝批复同意后,降出奉行。

  随后发生的宋太祖改革是一个逻辑连贯的递进过程。改革的起因是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为避嫌疑而提出申请。改革的对象是文书,原本由宰相以熟状处理的一般政务,改用札子进呈,当面听取皇帝裁断,宰相奉行圣旨,以减少行政失误,避免潜在的君相冲突。由于札子需在早朝时进呈,改革遂致早朝的政务文书极大增加,议政的时间也随之延长“或至旰昃”。政务繁忙侵占了从容行礼的时间,早朝的赐坐喝茶、坐论等礼仪内容因此遭到了废止。

  历来对典范模式的理解,都以赐坐礼仪的存废为关注点。但我们从改革发生、文本描述的次序看,文书改革才是其重心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王曾的叙述或许并非是凭空追忆。王曾或故事最早的书写者,极有可能看到了范质等人的奏疏。文中“具札子面取进止……免误之失”一句,很可能便是引自奏疏的原文。句中“臣等”云云,显然不是后来记录者的口气,而是原文如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这句话写作:“每事辄具札子进呈,退即批所得圣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尝言于上曰:‘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矣。’”⑧《宋史·范质传》作:“每事辄具札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⑨可见,典范模式的各种文本都认为这句话有部分内容引自奏疏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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