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得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焦南峰及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教授张德芳、李迎春的帮助，谨此致谢。 秦人有喜好发起大型工程的传统。秦统一之后大型工程的兴建与实施，以长城、阿房宫、骊山以及驰道、直道等最为著名。当时执政阶层中已有人认识到，社会反抗的激烈与此相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①秦工程的宏大规模和密集频度，致使人力资源的扼杀式消耗、社会民生的摧毁性损伤、经济秩序的全面化破坏，后世史论家与政论家或以为是引发秦王朝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有诸多历史迹象表明，秦大型工程很可能是以军事化形式组织和管理，显示出非常高的效率。但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主要是承负堪称“事苦”的“作”的普通民众的生命成本，体现出惊人的残酷。汉初营建非常重要的营造项目亦开始注意工程规划的合理与人力调用的限度，尽力减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对秦政严酷导致“天下多事”“百姓困穷”“残虐以促期”的情形②，取“拨乱反正”的态度③，体现出历史的进步。 一、“劳神”“苦民”：秦工程的重要特点 戎王使节由余访问秦国，秦穆公安排其参观秦工程建设成就。对此，《史记·秦本纪》记载：“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④当时“戎王”“使由余观秦”，有考察秦国情与国力之意。“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表明由余应当能与秦人正常对话。⑤所谓“示以宫室、积聚”，即宣示其富足。“宫室”“壮丽”可以“重威”。⑥而“宫室、积聚”，实乃秦大型工程建设的营造成就。 由余“劳神”“苦民”的感叹，既是对“宫室、积聚”规模与等级的赞赏，言语间似乎也潜含着对“使人为之”致其“苦民矣”的婉转批评。 秦穆公向戎王使臣由余炫耀秦工程成就，对方考虑到人力成本，不免发出“苦民”的感叹。其实，“苦民”与“劳民”彼此接近，故在《史记》中都是作为重要主题予以关注和说明的。⑦司马迁记述，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宣布：“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⑧可知先秦以来君主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形态，乃是排斥或摒弃“劳民”政策的。所谓“民不劳苦”，与行“苦民”“劳民”之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劳民”应有其一定的合理的历史品量。至于是否“劳民”，以及在怎样的情形下可以有限度地“劳民”，而尽力使得“民忘其劳”，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有效消减因“劳民”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及影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这样的书写：“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后劳之。《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⑨以“先之，劳之”，即“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后劳之”的策略方式努力做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当然是体现出政治智慧的比较高明的执政手段。而更高等级的行政方式，是所谓“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这里所说的“教”，相比于所谓“先导之以德，使民信之”而言，也就是“悦以使民”要更为高超。 对秦史多有深刻理解的司马迁，对于“劳民”现象，每每多有反思。汉武帝致力进取扩张的时代，曾经用心经营西南夷，用政峻急，于是导致巴蜀地方的民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了“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进言发表的如下意见：“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⑩所谓“士卒劳倦，万民不赡”，“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当然就是典型的“劳民”。后来，汉武帝及时醒悟，有所纠正，对已有政策予以适度调整。司马迁曾以“郎”的身份受命往西南夷地方考察，他保留的这些文字，有实地观摩和亲身体验的感觉基础。(11)相关认识，体现出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民本原则。其亲民的情感倾向，也体现在对秦史的记述中。究其原由，不能忽略他早年参与劳动生产、生活的实践。(12) 所谓“士卒劳倦，万民不赡”“百姓力屈”的负面民生记录，其中“劳倦”的“倦”，可以与司马迁肯定成功政治的“使民不倦”“使人不倦”形成对比。《史记·平准书》“太史公曰”：“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13)《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4) 《史记·乐书》阐发有关“乐”的文化理念，就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艺术与民生、音乐与世情等方面的关系发表了如下论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考察音乐的政治学效应，可以区分“治世之音”“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音，与政治情势和社会秩序有关。《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所以，司马迁直接引用《礼记·乐记》之语：“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对于所谓“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张守节《正义》曰：“角音乱，其声忧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音乱，其声哀苦，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劳也。”“羽音乱，其声倾危，由君赋重，其民贫乏故也。”(15)所谓“其民怨”“其事勤”“其财匮”皆由自于“其君骄”“其臣坏”。这里，一旦出现“五者皆乱，迭相陵”，势必将导致生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此政治史的演进路径即将逼近“国之灭亡”了。而所谓“其事勤”，即“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劳”，当然就是“劳民”。(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