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列国“同盟”考论

　　春秋之世，列国会盟，史不绝书。会盟是春秋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是各诸侯国最为重要的外交手段和外交内容，也是考察春秋政治格局发展演变的关键线索。故学界迄今对于上古会盟问题的研究，绝大部分是围绕春秋时段展开的。而西周之时，会盟当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左传·昭公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椒举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楚王曰：“吾用齐桓。”于是问会盟之礼于宋国向戌及郑国子产，向戌“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①。《左传·昭公十三年》又载晋国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②椒举历数夏、商、周三代会盟事迹，叔向又称述明王会盟制度，可见会盟之礼由来已久。《周礼》之中“会同”一词共出现47次，又有司盟掌盟载之法及其礼仪，诅祝掌盟诅之载辞及其祝号，戎右以玉敦辟盟，大司寇莅其盟书而登之于天府③。可见周礼固有会盟之事，王朝会盟乃是国之大典。

　　春秋时期周礼解构、社会失范，处于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阶段。在旧制已阙、新制未立的背景下，包括会盟在内的各种礼制往往呈现出变动、多元的特征，许多现象难以得到圆满解释。而西周会盟礼必然是春秋会盟礼的源头，春秋会盟礼必然有西周会盟礼的延续，若将二者参互比较，沟通映证，或可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对春秋列国“同盟”现象的探讨便是基于这种认知而展开的。

　　一 《春秋》“同盟”歧解

　　“同盟”一词源出《春秋》，至今仍是汉语常用词，一般指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为了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并缔结条约的行为，或泛指关系密切、相互合作的人和组织。对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鲜有人上溯经典去探究“同盟”产生的原始语境。《春秋》对东周列国会盟记载极多，常见的句法结构是“某会某某盟于某地”。但二百四十余年之中，有16桩会盟较为独特，不书“会……盟”而书“会……同盟”。一字之增，意义有何变化?是否蕴含了某种笔法义例?抑或指向某种历史事实?

　　对此问题，学术史上存在多种异说。如公羊家认为“同盟”是指联盟的成员同心同欲。《公羊传》曰：“同盟者何?同欲也。”何休注：“同心欲盟也。同心为善，善必成；同心为恶，恶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④穀梁家认为“同盟”是指联盟成员以尊王攘夷为共同目标。《穀梁传》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⑤又云：“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⑥左氏家认为“同盟”是指原本怀有异心的诸侯重新归附到联盟中来，此时盟书中必称“同”，所以谓之“同盟”。西晋杜预云：“言同盟，服异也。”⑦又云：“盟者，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载辞或称同，以服异为言也。”⑧以上三家各持一说，至唐代孔颖达等人所编《左传正义》又融三家于一炉，《正义》云：“杜云服异者，亦是同其欲、同尊周也。书同盟者，当盟之时，告神称同。”⑨今人杨伯峻云：“同盟，共同订立盟约。”⑩则又将传统经学义例一扫而空。现代学界关于春秋会盟的研究虽多，但在“同盟”问题上并无新说。换言之，对于春秋“同盟”名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统经学领域，现代学界尚未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窃谓上述诸说皆未得“同盟”真谛。为方便论述，先将《春秋》16例“同盟”列表如下表1。

　　

　　《公羊》《穀梁》二家认为《春秋》书“同盟”是为了表示参盟的成员同心同德、同欲同求，核诸事理，殊不可信。诸侯既已举行会盟，那么至少在表面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在誓辞上也必然表示绝无二心，这是举行会盟的基本前提。至于实际上会盟各方是否同心，实难悬断。如《春秋·宣公十二年》晋、宋、卫、曹同盟于清丘，既盟之后，宋国伐陈，卫国救陈，《左传》云：“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43)可见宋、卫同盟而不同心。又如《成公九年》同盟于蒲，《左传》云：“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季文子谓范文子曰：‘德则不竞，寻盟何为?’”(44)可见当时诸侯已然离心。再如《成公十五年》同盟于戚，曹伯在盟，而晋侯借机拘禁曹伯，押送京师，《左传》云：“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45)岂能谓之同心同德?且春秋之世，诸侯会盟甚多，而《春秋》书“同盟”者仅仅16例，又岂能说16例之外的诸侯会盟皆不同心同欲、皆不尊周攘夷?这显然有悖情理。

　　杜预“服异”之说似乎颇有根据。综观上表16例，《春秋》书“同盟”而《左传》确有“服异”之事者有10例，分别是：《庄公十六年》同盟于幽，郑服；《庄公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陈、郑服；《文公十四年》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成公五年》同盟于虫牢，郑服；《成公七年》同盟于马陵，莒服；《襄公三年》同盟于鸡泽，郑服；《襄公九年》同盟于戏，郑服；《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郑服；《襄公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齐服；《昭公十三年》同盟于平丘，齐服。但是剩余6例都与“服异”无关，所以孔颖达《正义》不得不为杜注百般弥缝。况且，《春秋》还有“服异”而不书“同盟”之例，如《僖公二年》盟于贯，《左传》云“服江、黄”(46)；《僖公七年》盟于宁母，《左传》云“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47)；《僖公八年》盟于洮，《左传》云“郑伯乞盟，请服也”(48)；《定公四年》盟于皋鼬，《左传正义》云“楚之属国陈、许、顿、胡皆来会”(49)。这都是“服异”之事，《春秋》却不书“同盟”，可见杜预之说并非通例。

　　杜注、孔疏又云凡盟书之辞称“同”，则《春秋》谓之“同盟”。对于此说，也有两个明确的反证，《春秋·僖公九年》：“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左传》载其盟辞云：“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50)《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左传》载其盟辞云：“凡我同盟，各复旧职。”(51)践土之盟、葵丘之盟的盟书都使用了“同盟”，而《春秋》不书“同盟”，可见“同盟”书法并非依据盟书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