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瞩目的重要课题。“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商代甲骨文作为一种重要的载体，对解读文明的内涵及标准、寻绎早期国家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早期国家文明的特质、准确定位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定型期、探索早期国家具有中国特点的生成道路、提炼出符合中国早期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成模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众所周知，学术界对如何判断文明起源已经提出了一些影响甚广的标准，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西方考古为依据的“文明标志三要素说”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上古历史的实际，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本文试图在前贤关于文明形成标志研究的基础上，从商代礼乐制度形成的角度，对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特质和生成道路进行讨论。 一、礼乐制度：商代早期国家文明的特质 (一)中华文明起源标志诸说评议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文明标志三要素说”“国家出现说”和“中华文明探源新标志说”的提出过程。1960年，美国人类学家C.克拉克洪首先提出了文明起源诸要素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具备其中两项就应该纳入文明的范畴：高墙围绕的城市、文字和复杂的礼仪中心。②1985年，我国考古学家夏鼐提出了著名的“文明三要素”说，即考古学重点探索的三种标志性遗存：都市、文字制度、青铜器铸造技术。③1987年，邹衡着重从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三个维度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④21世纪初，朱凤瀚将商代国家文明的标志总结概括为四个要素：都城的设立、王陵区的存在、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的使用、已能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应用。⑤2023年，刘庆柱提出单独一个方面作为文明的标志，即“城市(都邑、都城)是古代文明中的核心要素”。⑥ 关于“国家出现说”，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⑦王震中则在国内首先提出“国家出现说”。⑧苏秉琦认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⑨王巍、赵辉也提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⑩ 近年来，王巍提出“中华文明探源新标志说”，包括五个方面：都城、宫殿、大墓、礼器和礼制以及战争和暴力；(11)后来他又简单地总结为三条：(1)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2)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阶级；(3)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12)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项成果，该成果是在国家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历经20年，由40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作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中华文明探源新标志说”在理论上为世界文明起源的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际上，以上种种“文明起源标志”诸说面临普适性等诸多难题。第一，“文明标志三要素说”无法解释世界各民族古代文明形成的标准和路径不一的问题。如陈星灿就曾指出：“文明诸因素的起源早于文明时代的诞生”；“世界各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并不划一……城市作为文明时代的象征，并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备的……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也不能单独成为判断一个文明是否诞生的标志……至于复杂的礼仪中心，这也并非所有文明都必须具备的一个标志”。(13)其说甚是，文明起源诸多因素中，有的因素促成这种文明的起源，有的因素促成那种文明的起源，而大多文明的起源却又是多因素所致。如南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系统、中美玛雅文明没有铜器、十八王朝以前的埃及文明没有城市、古印度文明没有大型宗教性建筑等。这充分说明古代文明形成的路径并不相同。 第二，“国家出现说”亦存在悖论。就文明探源而言，国家并非文明的黎明和起点。从世界考古学的证据来看，国家出现之前的所谓酋邦社会中已普遍存在着文明的迹象。从我国大汶口、红山、良渚、龙山、陶寺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来看，史前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已经犹如“漫天星斗”，灿烂夺目。因此，中国早期文明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演化过程，国家起源是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只有文明高度发展时才会出现。可见，国家不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国家只是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用结果当做标志来判定文明的起源，有本末倒置之感。 第三，“中华文明探源新标志说”的缺憾。从方案内容看，这一新说是以国家起源说为基础，综合文明三因素或四因素说进行再提炼、再总结的结果，是克服前两说不足而形成的结论；从适用对象看，是想弥合前两说普适性不足的欠缺，似乎也是前两说妥协的结果，正如王巍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标志既适用于中国，也符合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14)可以说，“中华文明探源新标志说”是对前两说的扬弃，是对文明起源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考量。但又不得不指出的是，这一观点对文明起源的人为因素的考量不够，前面两说存在的短板在一定层面上仍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个内涵丰富、问题复杂的工程，但对与中华文明起源相关的直接问题，如早期国家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成道路、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影响了对中华文明内涵的全面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