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警务技术化:一个现象的解析与梳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小波(1985- ),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治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文润(1998- ),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38)。

原文出处:
公安学研究

内容提要:

基层警务技术化是技术治理在基层警务工作中运用的概称。基层警务技术化并非技术在警务工作中的简单嵌套,而是将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从理念、逻辑、规范和工具四个层面作用于基层警务,不断地影响着基层警务结构及运转机制,重塑着基层警务的工作样态。基层警务技术化在推动警务效能提升和警务模式变革的同时,也隐藏着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在价值维度上,警务实践对技术理性的片面强调,使以人文向度为核心的价值理性日渐式微,导致基层警务面临目标弱化、情感关护不足、警民信任消解等伦理困境。在功能维度上,基层警务技术化的倾向引发了技术“悬浮”“堆砌”和“反身”等问题,造成技术“供给”与基层警务现实需求之间的不适切。针对基层警务技术化所引发的问题,解决的路径在于确立基层警务中人与技术间的良性关系,通过复归基层警务的价值理性,推进技术使用“风格”转向,明确以警员为核心的基层警务工作中轴,塑造情景融合的高效警务流程,促进基层警务中“技治”与“情治”的有机融合,以实现基层警务的良性运行和发展。


期刊代号:D8
分类名称:公安学
复印期号:202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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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理性主义的驱动下,技术日益成为改造个体行为、影响社会治理效果的关键变量。作为广义文化的一部分,科学技术并非纯粹的工具之用,也具有观念、制度和器物三个结构层次,其中,观念层面的科技便是科技意识形态本身,指的是人们对科技本身的信念,①如“科技强国”“科技兴警”等理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将科学技术视为一种正确的价值理性,来推进国家建设和警务工作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西方公共管理思想的传入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逐步走向了以工具主义为基质的治理形态。②在基层警务工作中,技术运用被视为提升警察执法效率、推动警务实践创新、优化警务运行模式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技术以其强大的资源协调能力、生产赋权能力与秩序塑造能力,深刻改变了基层警务组织结构与权力运作机制,重塑着基层警务的形态,对我国的公共安全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制度、技术还是系统,都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进行的设计,其实施和运行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社会生活的异质性及复杂性决定了技术运行的有限性、条件性和相对性。为了达致技术的有效使用,必然需要创造技术运作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创造的同时会衍生其他问题,引发人们的安全焦虑。吉登斯认为,对制度、技术等抽象系统的信任,至多能带来一种安全保障,但是它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不可能满足个人信任关系所提供的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③在社会风险治理中,人们在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治理技术提升应对风险能力的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在中国社会的快速普及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施用在推动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同时也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到来。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认识源于现实中技术应用导致的种种危机,但他认为,风险并非与技术本身的性质直接相关,而是与社会对技术的构建与应用联系密切,即技术应用及其可能产生的风险与人们对技术的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取决于社会对技术的认知、态度和管理。④因而,我们对技术延伸至社会治理领域并演化为一种治理模式应保持审慎态度。

  基层警务是中国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基层警务,主要指区县一级公安机关科、所、队的警务实践。作为中国公共安全治理的最前沿和复杂社会实践的典型场域,基层警务运作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逻辑应充分结合互嵌,企图扬弃任何一种理性都会引发治理不适。当前,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技术治理理念在警务工作中的深度嵌入,不断塑造着基层警务的形态,深刻影响了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的效度。当技术治理理念在警务工作中被广泛推崇,甚至成为判定警务工作合理性标准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种现象亟待学界重视、审视与反思。

  近年来,技术治理及其局限性日渐显现,部分学者对技术治理展开了批判性反思,并指出技术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逻辑悖论,那些企图将社会运行理性化的做法有时并不能助益治理水平的提升,反而可能引致治理的“悬浮化”。⑤在基层警务研究中,已有文献多聚焦于警务流程和警务运行机制等主题,探讨警务运行形态的多重面向以及警务模式改革的新路径。如张光基于组织社会学理论,指出基层警务改革创新的关键在于系统改进科层制的组织结构。⑥邹宇璇基于现代管理理论,并结合战略、结构、制度等多重要素分析了当前基层警务活动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并进一步主张用现代管理理论改造警务体系以提升运行效率。⑦张明则采用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对基层警务的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主张通过“情报—指挥—行动一体化运行”来提升警务效能。⑧总体而言,对基层警务已有的研究仍聚焦于工具理性层面,企图以技术理性重塑警务流程,以技术手段提升工作效能。但这些研究对技术理性在基层警务中深入渗透引发的异化问题鲜有关注。对技术治理的反思使学界认识到,单纯依靠工具理性难以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有效治理,越深入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越发现技术理性与生活理性间的冲突,其本质是技术的自反性与治理对象的社会性之间张力的呈现。在基层警务工作中,技术治理的大规模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层警务形式主义、警察执法物化、警民关系疏离、技术路径依赖等问题,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技术嵌入基层警务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如何全面认识基层警务技术化?其在塑造新型警务模式、助推警务变革过程中会产生那些隐忧?如何调适技术治理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本研究试提出“基层警务技术化”这一概念,在对其内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展现其在基层警务运行中的现实样态,并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全面解构,进而提出规避策略,以期为基层警务良性运转提供助益。

  二、基层警务技术化的内涵分析

  技术化(Technicalization)并非一个新命题,二十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便对高度工业化和技术化的美国社会展开研究,指出技术化社会产生的种种问题,并展开反思性救赎。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方法和手段,更是一种思维和意识形态,是从理念到制度设计,再到技术手段的整个过程。⑨因此,“基层警务技术化”是技术治理在基层警务工作中运用的概称,目前学界尚未对其展开研究,但作为警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已为研究者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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