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前后出现的两大范式。针对中国近代史领域一度出现的“告别革命”等论调，近代史学界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李金铮等人提倡的“新革命史”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新革命史”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而是呼吁在传统革命史研究基础上，用新的切入视角和研究方法去审视、研究革命史，以揭示革命进程的复杂性、整体性和曲折性，蕴含“重返革命”的研究取向。当前学界将“新革命史”应用于文化史、根据地史、党报党刊史、革命历史教育等主题的研究，尝试通过引入别样的研究视野，建构起革命领域各个主题新的研究路径。①在以“新革命史”为代表的新兴研究方法推动下，近年来中共党史、革命史等领域的研究蓬勃发展，尤其在中共建党一百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前后，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形成新一轮中共党史、革命史研究的学术热潮。但相较于这种“热”，公安史研究则显现出一种反差的“冷”。公安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一阵热潮，之后渐归沉寂。事实上，公安事业因党而立，因党而兴，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为党服务，公安史研究带有鲜明的中共党史研究属性，以往很多公安史研究成果也出自党史学者之手，公安历史进程中的人、事、物等也始终是中共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党史、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能够为公安史研究提供“源头活水”，同时公安史研究的发展也将反哺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研究，推动党在革命中关于安全、保卫等重要面相的进一步描绘，从而转换和建构起新的研究范式。本文尝试充分吸收借鉴“新革命史”的最新成果，从研究问题、理念、视角、方法等多方面，进一步审视公安史研究，增强公安史与中共党史、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等领域的对话能力，助力公安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并达到资政育人的多重成效。 一、公安史研究的回顾 公安史的研究对象与公安学的内涵相对应，是一个相对宽泛的范围，包括公安机关的人物、事件、组织的“小公安”，并囊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情报、保卫、治安、侦察、反特、锄奸、策反、肃反、审干、剿匪等多重面相的“大公安”。同时，中共的领导是公安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应与其他政权执政下的警察史相区别。但与革命史起止时间尚未形成定论一样，学界至今对于公安史的首尾断限仍有所争议。②目前关于公安史研究综述类成果较少，代表文章有《公安史研究方法初探》《公安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对我国公安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等。③这些研究虽然能为开展公安史研究带来不少启发和方向性的指引，但因论文年代较为久远，未收录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已不能准确反映研究现状。为提出公安史研究的新进路，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新的文献回顾。囿于研究惯例、个人精力、文章篇幅等因素，本文所指公安史主要置于中国近代史框架下讨论，更多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专题研究，同时为保证行文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也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安工作略有涉及。 (一)关于组织机构的研究 作为党的早期保卫组织，工农运动中出现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也有称农民纠察队)，因承担维持治安、保卫等职能，被认为是公安的源流之一。关于农民自卫军，有学者从制度史视角出发，回顾国民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自卫军发展过程和组织系统，对其开展的维持地方治安等主要活动进行历史还原，反映其在大革命中的贡献和影响。④20世纪80年代，学界即围绕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交枪问题展开过学术讨论，一方认为交枪是中共早期必要的妥协，要用历史的态度去考察，不能一概否定；⑤另一方则认为这是一种投降式的让步，是消极的。⑥对于纠察队的研究并未就此结束，后续陆续出现了对湖南、省港罢工、上海等区域范围工人纠察队的进一步探讨。⑦ 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教训之后，中共开始探索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组建安全机构，中央特科应运而生。作为中共建立的第一个专门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承担起机关保卫、情报获取、惩处叛徒等重要工作。⑧有关中央特科的研究，主要涉及考证其成立时间、结束情况及分期问题等，并从下设各部门角度来介绍其具体职能。⑨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苏区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各级苏维埃政府中陆续建立了政治保卫局、民警厅、刑事侦探局等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人民公安机关，⑩其研究主要围绕肃反扩大化的原因展开。有学者认为建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接原因之一就在于纠正肃反扩大化倾向，(11)但由于实行权力过大的垂直领导等管理体制，反而导致了肃反扩大化。(12)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以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为骨干，成立西北政治保卫局。该局下设保卫科，在此基础上建立延安市公安局，其所属的延安市警察队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支正规化的武警队伍，其身着统一的黑色制式服装也被认为是第一代公安警察制服。(13)1931年设立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主要承担根据地保卫、锄奸、策反及情报等职能，是中共领导下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14)也有个别学者关注到公安制度，如陈静等人认为，作为公安系统的组成部分，晋冀鲁豫根据地村公安员制度因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特务斗争等需要而立，具有“低度治安权”、受公安系统和村政权双重领导等特点，但创建初期也存在人员素质不高、组织形态单一等问题，经过教育培训、改进组织形态等完善措施，制度日趋成熟。(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