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被称作中文播客元年，此后中文播客出现井喷式增长，截至2024年10月初，中文播客已超过7.3万档，而在2020年4月仅有不到1万档[1]。我国播客用户呈现出年轻（35岁以下人群占比68.2%）、高知（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39.6%）、高收入（月均收入16361元）、集中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占比73.4%）等特征[2]。相较于2022年，老听众（收听播客超过3年）与重度听众（每周收听5小时以上）的占比均明显提升。当前，中文播客展现出一定“性别”特色：由女性制作、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女性体验展开的播客群构成一道不可忽视的景观，例如，在国内最大的播客收听平台小宇宙app中，“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播客”《随机波动》长期位居订阅量排名前列；我国播客听众中，女性占比达到三分之二，特别是在18～24岁的听众中，女性占比达到74.3%，而这并非全球普遍现象——对比美国同期数据，男性听众占到近六成[3]。 技术与社会性别间向来有微妙的互动关系，例如，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认为，“打字机颠倒了书写的性别”[4]；高彦颐（Dorothy Ko）则发现，明末清初以“坊刻”为代表的印刷技术和印刷产业明显提升了女作家的可见性，助推女性文化社团的发展，造成了社会层面的“性别松动”[5]。类似地，播客也为年轻女性提供了独特的表达空间：这一新兴的数字声音媒介不仅挑战了视觉中心的文化形态，也区别于大众传播时代的广播，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传统的性别话语。据此，本文将首先检视播客的技术可供性，继而分析当前中文女性播客的声音、内容和社会网络特征，探讨播客的技术可供性与女性表达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意识 （一）作为情感声音和替代性媒体的播客 当前关于播客的研究主要聚焦两方面，一是播客作为声音媒介在传播、内容及互动方面的特征，二是其作为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media）对主流媒体内容和形态的补充。 播客具有较强的情感性和亲密性。这首先得益于声音介质的特性：作为一种“物质身体的非物质介质”，声音极具感染力，“声音塑造的情感空间”被看作广播节目的重要特征，情感被当作“广播转型中应当抓住的价值落点”[6]。相比于短视频，播客规避了面对镜头的形象焦虑和由凝视产生的权力关系，更容易开展直接、真诚的表达[7]。其次，相比于广播的规范的播音稿，播客语言“丰富而混乱”，还原了日常口语交流的氛围和临场感[8]。从内容上看，国内播客以围绕“泛文化类”内容的谈话节目为主要体裁，国外播客节目的样态更多样，但仍具有故事性和情感性等显著特征，即便在报业播客（papercast）中，情感也扮演关键角色，小说等叙事技巧被大量使用，呈现出“故事第一、新闻其次”的特征[9]。 这些特征使播客具备成为替代性媒体的潜质，后者以“非主流、为弱势群体发声”为旨要，强调平等近用、主动的阅听人、建立群体认同、促使意识觉醒等[10]。例如，英国的媒体创意行业多由白人、男性等主导，女性、少数族群等参与程度有限，播客的低技术门槛、去平台的分发和订阅方式使这些边缘群体成为内容生产者，使其生命体验有了被讲述的可能性[11]。播客在公私领域之间开辟中间地带，其亲密性和情感性营造了安全、开放、可信赖的交流空间，让私人体验被讲述；另外，播客节目对结构性问题的探讨能在听众中产生共鸣，弥合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鸿沟，助力社群建构[12]，这也暗合替代性媒体对实践和共同体建构的许诺。女性（主义）媒体是替代性媒体的重要构成，传播技术的发展赋能女性媒体不断更新其形态和内容，但目前替代性媒体研究在分析女性（主义）媒体的历史和现状方面还存在盲点[13]。 有研究者倡导从传播技术的角度检视替代性媒体，指出这是一种“由技术革新所激发、指向某种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的文化现象[14]，基于互联网的电子杂志、独立网站、播客等都成为我国替代性媒体的呈现形态[15]。已有研究发现，亲密的、反思性的以及清新唯美的内容和表达风格是我国替代性女性杂志的显著特征[16]。接续此前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播客这一数字声音技术孕育了怎样的替代性女性媒体？ （二）声音媒体中的性别呈现 技术、文化、政治等社会条件对女性声音有诸多规约，女性声音往往被指责有以下“典型缺陷”：声音频率过高、句末语气上扬，有颤音、口癖等[17]。在英美广播发展初期，女声被认为“无法与当前的广播设备融合”[18]，男性的低沉嗓音——所谓的“深棕色声音”（dark brown voice）或“金棕色声音”（golden brown voice）[19]——备受推崇，女性播音员则长期缺位。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广播界，而早期的女播音员也大多声音低沉[20]。播客对这一声音规范提出挑战，在有影响力的欧美女性播客中，仅非常有限的女声符合低沉、共鸣等传统权威声音特征；听众调查则显示，“本真性”（authenticity）是播客中声音权威的来源，这种声音是友好的、可信赖的，反映的是“真正的人”，即主播可以仅代表自己而非所在的文化机构[21]。播客对情感、亲密和本真性的推崇有助于提高女声的可见性，使边缘化的女性议题被讨论[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