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对HPV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的影响:基于多群组分析的研究

作  者:
陈梁 

作者简介:
陈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李云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符伦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084);曲亚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内容提要:

人乳头瘤病毒(HPV)以其高传染性与致癌性对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构成严峻的挑战,与之相关的健康信息的匮乏也对健康传播从业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本研究将认知感知(威胁与效能)纳入风险信息处理模型(RISP),并检验了恐惧与希望两种情绪在认知感知与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间的机制。研究针对482名中国参与者进行在线调查,并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与反应效能可能导致恐惧,并正向影响信息回避行为;自我效能会引发希望,并正向驱动信息搜寻行为,且与信息回避行为负相关;此外,认知、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机制因个体决定观水平的高低而异。


期刊代号:LG1
分类名称:新闻春秋
复印期号:202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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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作为一种最常见的性传播病毒,可导致99%的宫颈癌和其他癌症(如阴茎癌、肛门癌、口咽癌和阴道癌)[1]。其中,高危类型的人乳头瘤病毒病毒(HPV16和HPV18)作为70%的癌症病例的主要原因[2]。大多数HPV病毒携带者呈现轻型或无症状,这使得被感染的患者往往在无意识中将病毒传染给其性伴侣[3]。研究表明,80%-85%的性活跃人群一生中至少会感染一次HPV病毒[4],HPV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5]。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乳头瘤病毒的感染率高于发达国家[6]。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年轻女性的宫颈癌发病率一直呈高速上涨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4万名妇女死于宫颈癌[7]。

  尽管感染人乳头瘤病毒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中国的大多数群众对于人乳头瘤病毒相关信息的认知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Song Tang等人在对湖南省湘潭市848名高中生进行的HPV相关信息与知识的研究发现,只有10.1%的受访者听说过HPV,而这些受访者中,只有18.6%的人表示他们知道该病毒与宫颈癌之间的联系[8]。健康信息可作为健康预防行为的重要前提与补充[9],因此针对公众进行健康信息的补充与策略干预,有助于个体在健康促进行为中做出正确决策[10]。目前,针对中国人群的HPV信息寻求行为与回避行为进行研究不足[11],因此,探讨中国语境下的HPV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势在必行。

  风险信息处理模型(The risk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RISP)为个人的信息采取搜寻或回避行为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解释[12]。作为一个聚焦于健康议题下个体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的理论,该模型从四个方面展现了其理论的解释力:首先,它强调当个体感知到某种疾病的威胁时,对疾病的风险感知——感知易感性和感知严重性,会促使个体寻找更多信息以减轻威胁带来的担忧或不确定性;其次,该模型强调了感知信息收集——自我效能感,代表了个体在获取和处理所需信息时的能力,这对人们搜寻信息的动机具有驱动作用[13];再次,该模型亦强调了情感因素,如恐惧,对个体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的驱动作用,其弥补了过往研究仅从认知层面的单一维度考量带来的不足,增强了模型解释力[14];最后,该模型还强调了文化因素对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的重要驱动作用,因为文化因素塑造了个体是如何感知与管理疾病的[15]。

  然而,结合对过往文献的梳理以及人乳头瘤病毒议题的特殊性,在以下三个方面风险信息处理模型仍存在着理论空缺:首先,对效能感的划分过于片面,诸多与效能感相关的理论指出,效能感应当包括两个维度——自我效能与反应效能。具体而言,自我效能指“个体是否有能力执行推荐的措施以避免威胁”,反应效能指“推荐的措施是否可以有效地减少威胁”[16]。两种效能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出发,旨在对行为产生影响。其次,过往研究对情绪的考量过于单一,大部分研究仍然采用与威胁性紧密相关的恐惧作为风险信息处理模型的情绪因素[14]。随后的研究指出,不仅是恐惧,希望作为一种情绪亦可参与信息搜寻与回避处理机制当中[17]。最后,过往研究关于文化因素的考量过于片面化,大部分研究仍将国别与民族作为文化因素的重要考量,如西班牙裔群体的文化因素等[18]。

  因此,本研究将基于风险信息处理模型,考量效能、情绪与文化语境的因素在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中的作用,将反应效能纳入模型作为与易感性、严重性、自我效能并列的因素,同时在恐惧的基础上纳入希望作为情绪因素的补充,以增加其对效能感的解释力,并从个体认知文化因素的角度提出“决定观”作为个体进行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的调节因素,从微观层面补充了过往文化因素囿于宏观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建立恐惧一希望诉求模型以期对公众信息搜寻与回避行为的过程机制进行充分探讨,并为实践层面的人乳头瘤病毒信息传播提供策略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风险信息寻求与处理模型

  风险信息寻求与处理模型主要用于解释某些人倾向于寻求或避免信息的因素这一问题。Robert Griffin及其同事基于启发式系统模型[19]和计划行为理论[20]等社会心理学模型构建了该模型。该模型认为,对风险信息的主动寻求和系统处理主要是由个人对信息充分性的心理需求所驱动的[13]。Donald Case认为风险信息寻求研究适合风险的独特性质,认识到当个人感觉受到潜在伤害的威胁,但不确定最有效的补救措施时,信息是至关重要的[21]。该模型考察了风险认知对于个人寻求和管理风险信息方式的影响。Griffin等人指出该模型旨在梳理清楚驱动风险信息寻求的社会、心理和交际因素,是最全面的模型之一。

  风险信息寻求与处理模型自从被提出以来,已经在各种风险沟通环境中指导了多项实证研究,具体而言,该模型已经被应用于解释各种健康环境下的风险信息寻求行为。其所显示的关键关系还影响了健康和风险沟通的其他研究[12]。例如,Xiaoyan Zhou等人探究了RISP模型在大学生COVID-19疫苗信息寻求及其接种行为中的效用,研究发现风险信息寻求和疫苗态度正向影响大学生的疫苗接种意愿,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疫苗接种行为[22]。此外,风险信息寻求与处理模型已经被在人乳头瘤病毒语境中被证实其有效性,比如,Li利用了RISP模型探究调查促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寻求和处理HPV信息的因素,结果表明信息不足与信息寻求、信息回避、系统加工和启发式加工有显著关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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