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背景 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搭载各种社交媒体应用软件，业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交平台用户数量逐年攀升[1]。但与此同时，以社交媒体倦怠为代表的“逆潮”现象出现，主要表现为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热情减退，感知到疲倦、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继而产生调整使用行为，甚至退出社交媒体的倾向[2]。早在2017年，腾讯研究院S-Tech工作室进行了一场为期半年的社交网络斋戒实验。实验要求被试者在连续15日内，微信日均使用时长不得超过30分钟。实验结果发现，进行斋戒干预的个体在社会比较、印象管理等方面的压力显著减轻，抛却“泛社交”后，社交质量显著提升，消极情绪明显降低。而在所有应用中，90%的人选择了停用或极少使用微信朋友圈[3]。 以往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用户感知到的社会压力会导致其产生社交媒体倦怠[4]，而社交媒体倦怠作为中介变量，又将进一步激发用户的信息回避行为[5]。但此前研究较少将社会压力的细分维度同时纳入测量[6]，也存在一定的结论冲突，如隐私管理压力是否能够正向预测社交媒体倦怠[7][8]、社交媒体倦怠能否中介社会比较与信息回避行为之间的关系等[9][10]。本研究引入“压力源—负担—结果”理论框架，面向在网民结构中占据近半数规模的青年群体[11]展开调查，探索其在微信朋友圈使用中的社会压力感知。在衡量压力感知时，本研究对此前研究进行了补充，将“社会压力”细分为人际交往、社会比较、隐私管理三个维度，分别探索各维度压力引发的社交媒体倦怠以及随之产生的信息回避行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压力与社交媒体倦怠 学界对倦怠的考察较早出现在临床与职业研究中[12][13]。然而，尽管“倦怠”是一个常被提及的主题，目前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研究中普遍将其划分为两个主要方向，即身体疲劳和心理疲劳——身体疲劳是指生理能力的下降，如肌肉疲劳、眼睛疲劳等，多发生在强制性体力劳动场合中[14]；心理疲劳则包含疲倦、紧张、焦虑、厌烦、低迷等一系列负面情绪的产生[15]。社交媒体倦怠更倾向于后者，Ravindran等人将其定义为包括疲倦、烦恼、愤怒、失望等在内的主观的、多维度的用户体验[16]；季忠洋等人认为社交媒体倦怠是个体心理的系统性反应，并将其表现细分为认知、控制、情感和行为意愿四个层面[17]。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用户个人因素和社交媒体属性因素两类[18]。个人因素如用户的大五人格属性[19]、自尊水平[20]等；社交媒体属性因素则包括平台存在的信息过载[21]、系统功能过载[22]、社交过载[23]等。社会压力是引发社交媒体倦怠的因素之一[24]。自我感觉与认同从行动、经验与关系中形成。当前，在技术赋权的背景下，互联网中的人际交往变得愈发复杂，人们所需承担的社会压力也随之加重。这种压力导致人们对行动、经验与关系的整合变得困难，逐渐在繁重的事务中“自我耗尽”，这种“自我耗尽”即社交媒体倦怠的显著表现之一[25]。既有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交媒体使用会使人们觉得在交往时需投入大量时间和注意力来维持与不断增长的在线社交网络联系人的关系，这成为他们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26]。此外，社交媒体用户的隐私担忧[27]、使用社交媒体时人们产生的消极比较心理[28]也逐渐成为研究社交媒体对当代人造成压力时的焦点。 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人们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对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将社交媒体带来的社会压力细分为三个维度：人际交往压力、社会比较压力和隐私管理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涉及的三种压力并非泛指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交场合的一般性压力，而是与社交媒体使用的特定情境紧密关联的压力，且其产生和加剧往往与社交媒体平台特性、用户心理等因素相关。 1.人际交往压力 人类学家邓巴在对人类大脑生理状况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个体能够保持稳定社会关系的人数有限，大约在150人左右。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从根本上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得以更广泛地扩展社交关系的内围与外围[29]。Striga和Podobnik通过调查发现，用户在Facebook中同时保持着与亲朋好友的强关系以及与陌生人的弱关系[30]；Bohn等人指出社交媒体用户平均拥有400至600条连接[31]；Joinson等人提出的“数字拥挤理论”（digital crowding theory）描述了在线个人网络扩张现状，并将其定义为过度的自我披露、社会化和接触[32]。过量的关系连接和过度的沟通需求可能会打断和分散个人对日常工作的注意力，并引发干扰和挫败感[33]。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H1a：人际交往压力正向预测社交媒体倦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