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作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办报实践有着深刻影响，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与关注。“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思想源流可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新闻思想理论传统[1]，这也是学界的普遍共识。从实践角度来说，依靠党组织和群众办党报早在苏区就初现端倪。黄旦指出，在苏区，“全党参与报刊工作的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郑保卫也认为，在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已着手建设并培养群众通讯员队伍。[3]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办报实践转向依靠“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语境重塑组织关系、联系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必然选择，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党报成为“集体的组织者”。那么，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发挥党报“集体的组织者”作用的呢？本研究从“党报作为平台”的视角对此问题作出回应，重点探究以下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推动党报平台的改造与运行，主要的路径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党报平台的运作如何开展，其运作网络如何使党报承担起“集体的组织者”这一角色？ 一、作为“集体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对党报的功能认知与角色定位 大革命失败后，大量中国共产党党员牺牲被捕，部分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叛党，部分党员与党失去了联络，上下级沟通不畅与党组织关系涣散的问题暴露无遗。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强调在秘密状态下实行权力集中于中央的重要性，同时也针对以往党内民主缺失与党的组织关系涣散问题进行深度自我审视与反思，突出强调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以恢复与重塑党的组织。[4]1929年，毛泽东在文章中强调，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和群众的情况，上级机关的重要决议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要充分了解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上级机关指示的反应[5]。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重视来自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反馈和党内的民主讨论，而党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自然成为上下级沟通工作的渠道。在战时背景下，强化党报作为“集体组织者”的观念，因应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重塑上下级组织关系与高效工作交流机制的需要。 党报作为“集体组织者”的观念在国内的传播和落地过程有迹可循。刘继忠曾对这个观念的落地和百年演变过程做了清晰梳理。他指出，在土地革命时期，1928年第10期《布尔塞维克》刊登的文章《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中首次完整引用了列宁有关党报角色与功能的言论——党报“不仅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和鼓动者，而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在苏区，这一言论在1933年《红色中华》百期纪念专号中被频繁引用，由是成为苏区广为流行的革命语录。[6]需要补充的是，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苏维埃》即在其发刊词中提出要使这份报刊“成为全国工农兵的喉舌，苏维埃运动的宣传者，煽动者，革命工作的组织者”[7]，这里显然改用了列宁党报功能的说法。同年，李卓然发表于苏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报《战斗》上的文章《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也直接引用了列宁的党报言论，“列宁……又说：‘党报的作用，决不止于散布思想，政治教育和吸收政治的联盟者，党报——不但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煽动者，还须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这些名言，对于我们建立健全的党报实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8]据《红色中华》的编辑任质斌回忆，他在1933年到1934年参加《红色中华》的工作，编辑部曾将“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话，“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作纪念”。[9]综上可见，中央苏区成立初期，党报作为“集体的组织者”的观念已经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者和党内同志中传播，到1933年之后，这一观念在苏区更加盛行，强化了苏区党内同志和新闻工作者对党报组织功能的认知。 值得讨论的是，党报作为“集体组织者”的新闻观念在白区和苏区的传播和落地过程中，生成了新的革命话语内涵。193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机关报《红旗》就在其刊登的文章中提出，党报并非只是一个宣传鼓动的中心，它同时还是一个组织的中心，“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报，他必须深入无产阶级群众中间。在他的宣传与鼓动之下，自然可以扩大党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可以更加紧密党与群众的联系，这就是一种伟大的组织作用”[10]。1931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主张，中国共产党需通过党的报刊向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传播党的政治主张、革命路线与工作指示，而负责实际工作的下层党员干部与红军战士则需在报刊上讲述工作与战斗的经历，分享经验教训，既为其他干部和战士提供参考，同时又可向党的上层领导反馈“下层工作同志的意见”，从而不断审查、调整苏区革命和建设的工作方法与形式，“然后公开给全党”。[11]红一方面军直属党委委员、中国共产党赣南特别委员会委员李卓然在文章中批评只将党报视为提高党内同志理论认知和向党外群众传播党的理论与策略的“单纯的对外的宣传品”，他认为这一见解“忽略了党报对各种实际工作的指示性”。[12]李卓然所说的党报对各种实际工作的“指示性”，实际上是党报组织作用的一种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报刊文章和苏区党内领导的论述中可见，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党报的组织作用，更接近于斯大林在《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一文中提及的——通过党报党刊宣传动员群众，群众响应报刊号召，从而让党和群众发生“真实的实在的相互作用”，使群众团结在党和苏维埃的周围[13]。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基于苏区语境赋予党报工作交流、指示与政治互动的组织作用的新意涵。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党报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话语在苏区时期体现出了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成为连接党员干部、红军战士和群众的中介，二是成为党组织、政治机关与军队内部的工作交流、反馈与指示的互动管理系统，以及成为对基层工农群众政治话语与政治权力渗透的中介。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报刊需要“扮演党政系统交流工作经验的建制化‘平台’角色，起到组织和推动实际工作的作用”。[14] 在实践中，党报作为“集体的组织者”的认知，贯穿到《红色中华》《红星》等苏区党报的角色定位中，促进了党报由宣传机关到组织平台的改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曾在发刊词上表明，《红色中华》的工作其一是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其二在于“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15]《红色中华》特地开辟了“党的生活”专栏，“专载各地共产党的活跃——领导，组织和鼓动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实际工作情形”，并希望各党团员可以多供给关于党内生活、工作方式以及基层对党内重要任务反应的各种材料[16]。《红星报》在其发刊词中也对自己角色进行了定位。《红星报》“要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告诉同志关于群众工作与自身训练的、工作的方法，“要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分享各军党的工作经验，检阅并纠正军队的工作办法。[17]《青年实话》也将自己定位为“苏区团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和“青年群众的组织者”。党报要发挥其组织作用，推动苏维埃运动和革命战争的开展，并不仅限于纸上的宣传鼓动，还在于对读者的现实联结。而作为“平台”的党报，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连接苏区党员干部、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这一庞大“集体”的中介。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期望能将党报塑造成为联结党、苏区党员干部与工农群众的组织者，而关键在于激活党报的交往属性，将苏区的党报打造为联结党员干部与红军战士的党政军务的工作交流平台，以及党和党员、苏区基层群众的交往、关联日常生活的互动平台，在党报平台的运作中勾连和组织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