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传播，政治便无从谈起。政治与传播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元态的、具有独立而完整的学科范畴——政治传播，旨在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功能的系统运行。[1]一般认为，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发轫于政治宣传，即“以政治宣传为轴心的政治传播”，后续的政治传播体系沿着这一制度起点形成独特的“路径依赖”。[2]刘海龙考察发现，“宣传”并非近现代中国的新概念，中国古代“宣传”指皇室发布政令，是巩固王权与国家统治的社会治理方法。与之不同的是，近代历史中，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人民替代王权，成为中国政治传播的出发点。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3]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政治准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自身合法性的核心准则。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的任务旨在“聚民心”。即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通过宣传争取人民的政治认同，将党与人民紧密联系成一个严密的政治共同体。然而，宣传工作要完成“聚民心”这个任务，不仅“宣传什么”很重要，而且“怎么宣传”更重要。简言之，开拓什么样的宣传路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能否完成聚民心这个任务。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4]有学者指出，“习近平同志关于‘大宣传’的理念是对意识形态工作认识的新飞跃，是对意识形态工作视野、内容、方针、手段提出的全新要求。”[5] 十多年来，不少学者关注到了“大宣传”这一新概念。从宣传史来看，“大宣传”具有扎实的历史依据、实践基础和学理根基。皇甫晓涛从全员宣传、全域宣传与全媒宣传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宣传”生成机制的“三全模式”。[6]樊亚平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体系为考察对象，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大宣传”在延安时期才真正发展成熟，建立起一个遍及根据地各部门、各群体、各角落，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和手段的社会化、生活化的宣传系统。[7]就当下媒介生态而言，大宣传蕴含了丰富的指导意义。袁鸣徽从地方政府运作机制出发，考察了大宣传战略下促成县级融媒体中心以传统媒体平台“对上通联”为重心，提升主流媒体的政务宣传服务的运行逻辑。[8]还有学者以高校新媒体宣传为视角，指出大宣传格局下高校新媒体整合发展应贯穿于高校新媒体建设发展的各环节、全过程，进而形成宣传工作合力。[9]总而观之，学界尚未梳理“大宣传”的历史渊源，缺少全面的分析视角。一方面，不少学者将“大宣传”所处的某一历史阶段剥离出来，单独探讨了具体时间框架内宣传体制的变革，但未全面梳理“大宣传”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仅将“大宣传”限于新闻传播视野或媒介逻辑中，缺乏与社会、经济、文化的联系互动，不能深入理解“大宣传”生成与变迁背后的历史语境。 需要说明的是，新时代“大宣传”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亦与最初之宣传范式不同。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概念都会经历一个复杂的创造、运用、成熟的知识生产过程。[10]“大宣传”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宣传实践中生成的自主概念，也是在历史的抉择中不断调试和自我革新的知识成果。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11]“大宣传”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动态概念，只有借鉴概念史的眼光方能厘定“大宣传”在历史中变动的一致性和偏移性。此外，“大宣传”作为宣传工作的创新成果已然是历史遗留的重要新闻知识，必须从“从关键概念开始，接着考察信息如何被转化为知识——进而广为传播、被各种意图所用——的整个过程”[12]，发掘“大宣传”与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联系。 政治宣传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必须放在国家、政党和社会三个意识形态主体互动中探讨。近年来，许多学者将西方“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引入中国本土政治研究，[13]但也有学者指出应当“将政党带进来”以反思重构中国语境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畴。[14]笔者认为，“国家—政党—社会”对应了三种意识形态，并产生相互作用的结构性关系。即为保证执政党先进性，政党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上，发挥政党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两者的交互汇聚成国家意识形态。而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的主要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可靠沟通中介，既可从宏观层面考察两者关系，又可从微观层面深究政治变动。此外，中国共产党“大宣传”概念贯穿近现代国家与社会“分裂—统合—合作”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家与社会尚未统一的阶段，是政党统一自身，寻求社会建构国家的动态过程。所以，第一阶段应先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中探寻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再将其纳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社会”框架。唯有将“分裂—统合—合作”三个阶段划分为政党为主的“理论—实践”“国家—社会”“政党—人民”三个框架，深入探讨其中宏观与微观层面之政治实践，才能勾勒“大宣传”概念发展与迁移的全过程，诠释“大宣传”与中国政治传播的多维关系。 一、在“理论—实践”互构中自我革命：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并确立了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知识为内容的政治宣传路径。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存亡与其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争取人民的力量，呼吁全国结成“民众的大联合”。但全国性的民众大联合必须以小联合的统一为基础。要联合团结全国各地的工会、团体、联合会等“小联合”组织，必然要有一个有效的组织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宣传。1920年，《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共产党，必须向工农兵学生做宣传，目的就是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15]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的根本职责定位是，对内应给予全体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对外应利用各种机会使党的思想深入一切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之中。[16]换言之，要用宣传造就内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党组织，同时巩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政治基础，联合外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形成内外团结的政治大联合。所以，早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宣传本位”的政治传播机制，以争取群众和巩固政权为中心开展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