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辛焞曾表示，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其内部结构，或是从政治、思想等方面展开，在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方面少有系统性的论著。①此后，这一研究现状得到了极大改善，具体到日本陆军的对华情报活动及其政策，同样有明显推进：王刚梳理了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宫的谋略活动；李少军实证考察了“汉口派遣队”的派遣及其活动；樱井良树探讨了参谋本部的对华活动，并分类梳理了日本陆军的派兵构想；佐藤守男在着重关注参谋本部第二部外，对个别情报将校也有展开。② 不过，过度集中于参谋本部和第二部，或从反面提示出对情报活动缺乏整体性考察。这就造成了本是情报活动与谋略活动的见证，也是认识形成和政策制定的基础的大量情报将校报告，反而成为背景，这一局面恰与外交文书的高度运用形成对照。而且，先行研究涉及中国东北的部分主要是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但日本陆军自辛亥革命爆发便始终关注并汲汲于“解决满洲问题”，因此也有必要加强对关东都督府的关注。 一、从“湖北骚扰”到“清国事变” 武昌起义后，此前受聘于湖广总督陈夔龙的寺西秀武中佐率先发回报告。不过据寺西本人回忆，其于起义当晚发回的第一封电报并未引起参谋本部的足够重视，反倒被视为发狂之举，翌日发回的第二封报告同样受到了冷遇，直到当月15日，参谋本部在召集部内“中国通”综合各报后才确认寺西所报为实。③在寺西来看，日本陆军并未及时把握到当晚起义的重要性，但据宇都宫11日所记：“清国虽屡有匪乱，但军队之叛乱事属重大……特别是张彪之第八师团，为张之洞最先创设之新军，号称精锐……今日之变在其部下中爆发，诚感意外。总之，其发展程度如何于今难料。”所谓“被视为发狂”颇有夸大成分。 就在驻屯军司令官阿部贞次郎“事态渐次扩大”和青木少将“武昌之暴动颇有根底”两报发回的10月13日，日本政府首次在阁议中探讨如何应对“湖北骚扰”。据时任内务大臣原敬当日日记，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给阁员传阅了“清国有事之际，我国应安于现状，还是占领某地，若要占领，应占领何地”的文书，④透露出陆军方面的积极意向。尽管当日阁议并未达成实质决策，但清廷陆军部大臣荫昌经由青木少将传达的欲从日本购买武器的意向，给日本政府带来了介入中国时局的契机。14日，新任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由美国返日，与西园寺、石本、山县等人会商后，16日向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发去了表示同意的电报。⑤短时间内决议向清廷出售武器，除表明立场，也隐约显露出日本的局势判断，如12日《湖北骚扰事件第一报》所记：“今回是等军队是真为排满革命之大目的而起，还是军队内不平分子趁四川暴动与革命分子联合谋划的暴举，尚不清楚，但近来清政府在铁道政策等方面的强压手段使中南清舆情激愤，显著助长反抗政府之声为无疑之事实，此后依政府态度如何，不是没有进一步蔓延之忧。”⑥有鉴于此，援助现政府无疑是稳妥之举。内田还在该电末尾特别训示，作为日本冒险提供武器的代偿，要求清政府改变对日态度，尊重日本在“满”地位，初步暴露出日本政府的算计和策略。 陆军方面的积极意向迅速落实到政策层面。10月13日，田中义一军务局长向海军方面传达了名为《关于对清国用兵》的纲领性文件，⑦大致包含三层意思。首先，以成都、庄河附近的骚扰事件类比武昌局势，表示此类事件或将频发，但并未上升到革命的高度。其次，以庚子事变的“失败经验”为鉴，拟出兵略上的两大要点，即“给予首脑部大打击”和“作为担保占领政略上和经济上之要地”。最后，明确指出要地包括：“南满洲”，直隶、山西地方，长江河口、大治矿山，广东与福建，对后两地更是明确使用了“割让”字眼。翌日，陆军次官冈市之助以军事课长宇垣一成撰成的《关于清国暴动案》分别照会参谋总长奥保巩和参谋次长福岛安正。⑧与顶头上司不同，宇垣除了提请以保护铁道为名单独出兵中国东北，还强调在华北和长江流域进行与列强相协调的出兵。相同的是，宇垣指出了有必要抢占白河口和长江口，结合其同样提到的“过去之经验”，可见两人的局势判断基本一致：都将起义看作是庚子事变的再发。无论是意图在东北，还是在长江流域，甚至是更加广泛的南方地区攫取利权，都是在清廷存续的前提下作出的布置，这一点也和内田16日训电内在相通。同日，古川岩太郎中佐和高桥小藤治大尉受命来华，根据训令，前者是以南京为据点，搜集华中、华南地区的情报，后者赴上海，主要研究派兵汉口之际的诸项准备工作，包括在吴淞附近选定根据地、实施输送的方法、海运材料之有无及其利用方法等。⑨陆军应对之速可见一斑。 参谋本部也出台了名为《对清国现况我陆军应采取的方针》的文件，推断作于10月中旬。⑩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向长江方面先派“微弱之一队”，终至混成旅团。第二，有必要向华北方面出兵时，直接采取如下处置：为增加中国驻屯军的兵力，派遣一混成旅团(后接特以其一部占领山海关被划线删除)；若以“满洲”现有兵力维持安宁，可在《朴茨茅斯条约》容许范围内增兵，又命朝鲜总督处置向“间岛”适当出兵之事。第三，若至情况需要，向华南主要地点派遣占领厦门之必要兵力。第四，情况发展至上述兵力无法应对之时，则执行《对清作战计划》。第五，在华北和长江流域的行动要与英国协同，在“满洲”方面要适当照会俄国。文件同宇垣案大体一致，起义仍被看作是庚子事变的再发。 随着宇都宫第二部长逐渐活跃，参谋本部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转变。这里依照宇都宫日记，将其10月20日前的主要活动梳理如下：13日，与田中会面，商议出兵情形；15日，与井户川辰三和小山秋作共谈时局，凌晨3时起床写就《对支那私见》(以下简称《私见》)；16日，命武田、水町两大尉誊写《私见》，亲誊一份内示第二部第四课长武藤信义和松井石根，并呈送福岛次长，请求若其同意则送呈西园寺、奥总长、石本和山县有朋等；18日，将《私见》内示第一部第二课长高柳保太郎和警保局长古贺廉造，请求后者对以“叛徒”为援助对象的武器输出提供方便，在当日上午的部长会议上，还谈到欲通过水野梅晓和孙中山取得联络；19日，召见井户川辰三等人，授井户川“操作叛徒”的“特别任务”，并示以《私见》，又派松井与古贺就武器输出进行商议。(11)从宇都宫与古贺所谈可知，其在“于今难料”两日后就已经决意站在革命军一侧，这一观点甚至还得到了参谋次长的认同。实际上，当石本在20日阁议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时，原敬也以情势不明而选择一边倒到底于国家不利，隐然站在了宇都宫一侧。(12)20日前后，最初的援助清政府的意见已然出现分裂，而主张对革命军进行援助的宇都宫意见不仅在参谋本部内达成了共识，甚至在阁议中都占据了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