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外援”是孙中山反清革命的重要战略之一，然综合辛亥前后，无论精神层面的外交支持，抑或物质层面的财政、军事襄助，孙中山的诉求不仅与列强的行止南辕北辙，而且直至武昌首义，列强对华外交的主体始终是清政府。孙中山“争取外援”的失败既映照出辛亥前革命党人一厢情愿的“急功近利”，同时揭示出近代中国欲实现民族复兴、国家自强与列强意志之间业已固化的结构性矛盾。日本的渐行渐远、欧美的模棱两可既视为某种历史之因果，但是探究彼时列强在各自政府层面的应对逻辑、决策机制等深层次且复杂问题也尤为必要。此外通过本文研究，希冀可以使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有关中国问题在其政府层面的具体决策及其实施模式等研究加以丰富与深入。 一、孙中山“亦日亦法”与法国官员“有限接触” 据日本外交文书所载，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曾有意举事。但日本方面假托“列国对该事变的态度是以围剿扑灭为主，不让骚乱波及支那全国……南清各地总督都严阵以待防止暴徒蜂起。孤立举兵、谋求革新固难成事”①，再以“在北清举事，占领朝鲜，帮助马贼，挑起日俄冲突这样的计划是我等为支持孙逸仙的行动迅速策划的，当然仅靠本邦少数的同志无法执行该计划……据幕后人士分析，日俄冲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爆发，且现下若在北清举事，必会遭到列国的反对，对日本十分不利”②等借口，随即“东亚同文会会员也暂时把在支那何地行动搁置起来……像犬养毅等人也牵涉其中，但现在已经是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③日本各方的消极表现令孙中山顿生挫败感，“认为依靠日本人实现夙志终不可行，决意离开日本寻求别国支持”④。然而当时孙中山既没有放弃日本，也未能与日本各方所猜测的“英国”携手。根据英国学者杨国伦(L.K.Young)论著：在1900年秋，香港总督卜力爵士在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的明确指令下，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改革家们逐出了香港。不得已孙中山转向儿玉(时任日本驻台湾总督)，通过在日本倾向中国革命的人士开始与后者建立起联系。⑤ 基于上述背景，孙中山与法国官员的试探性接触就此展开。1900年6月上旬，法国驻日公使阿尔芒(François Jules Harmand)成为第一个与孙中山私下秘密会面的法国官员。会晤结束，谨慎的阿尔芒在第一时间电告法国外交部，并请求时任外交部长德尔卡塞(Delcassé)会同殖民部长、印度支那总督杜美(Paul Doumer)等人共商此事，即是否需要利用上述机会干涉中国。⑥鉴于现存的法国官方档案难觅相关直接证据，但是通过美国学者穆赫兰道(J.Kim Munholland)研究可知，引荐孙中山与杜美相识成为会晤双方达成的唯一成果。⑦以此揣度，最初法国政府在处置孙中山问题上大体秉持了一定程度、范围的“接触”原则。然而，作为法国议会“殖民主义党团”的主要代表，自1896年12月就任印度支那总督伊始即奉行扩张政策的杜美并未给予孙中山到访应有的“礼遇”，只是象征性安排1902年由广州领事调任总督府办公室主任查尔斯·阿尔杜安(Charles Hardouin)与之简短交谈，却无任何实质性进展。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8月26日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突然单方面宣布其公使馆和军队将撤至天津，并提议其他列强亦可效仿，以期将和谈推迟到清政府朝廷回京。对此法国政府积极予以响应，这既可视为1894年生效的法俄同盟协约在中国问题上参与国责任担负，同时也是其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的具体表征。且以“东南互保”时期派兵上海为例，尽管法国驻军上海的公开理由出于保护租界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但真实目的还在于牵制英国，防止其独占长江。⑧是年10月4日，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提出了与中国和解的六点要求，后经列强驻北京代表间的反复磋商、斗争，终成为12月24日正式提交清政府的列强联合照会蓝本。清政府统治得以保全，也意味着孙中山“价值”抑或“重要性”的贬抑。法国驻日公使馆、外交部、殖民部、印度支那总督府在11月相继收到了类似“不要再与孙中山会晤”的最高指令。1901年1月4日，当孙中山提出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可否对革命党通过其边境走私武器予以“关照”这一请求时，法国政府断然拒绝的同时，重申了由清政府统治彼时中国南方更为合适的明确立场。⑨事实上，法国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却仍然在随后的一定时间内与孙中山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接触”，其中就包括了阿尔芒、杜美、侯耀(Réau)、波达尔(Bodard)、伯威(Beauvais)、拉塔尔(Ratard)、里耶贝尔(Liébert)、阿尔杜安(Hardouin)、鲍渥(Beau)、贝尔特罗(Berthelot)、埃蒂耶(Etienne)等人，所差异的无非是上述之人秉持的动机不尽相同。比如侯耀，根据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研究，时任蒙自领事侯耀在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期间还曾默许革命党人使用滇越铁路向河口、蒙自运送武器弹药。⑩ 二、孙中山“利益特许”与法国扩张“利害权衡”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孙中山对于“争取外援”存有执念。“举事方法，先依一二强国为后援，至少要得其同意为急务。”(11)随着日本方面襄助革命高潮的持续消退，孙中山在日本的处境越发孤立。“相识者也叹息其无气魄，恐怕无论怎样帮助他，也难以达成几分目的，如果前途无望，不如让他转移到布哇或其他安全之地。犬养毅遂将此意告诉平山周和宫崎寅藏二人，据说二人不久将与孙见面而劝他前往布哇。”(12)“欲借用本乡区(日本东京)内一处地方集清国留学生为之演说，该地警署派人勒令停止，本人(孙中山自称)不得已，只有服从命令。”(13)因此在争取英国同样无望的情势下，孙中山对于“争取法国”倾注了热情。“如果你们法国能够给予我们(革命党)大力支持，并为我们提供一切所需的援助，一旦我们革命成功，我们将视你们法国为我们的导师，并将给予你们(法国)一些特权。比如你们在铁路修筑和矿产开采领域有优先权；又如将免除你们从法国殖民地进口至我共和国所有商品的税收，以促进两国贸易发展；再如为了利于两国关系，将来只要是法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我们都将会予以满足。”(14)相对于1901年革命计划过于笼统(15)，1905年孙中山新方案几近为法国量身定制，主要内容如下(16)。 第一，推翻清政府在中国南方的统治，建立一个包含广东、广西、贵州、湖南四省的联邦制共和国，参照美国模式建立各级政府组织。在最初至少15年时间内，共和国将实行军政府管理，以确保社会的有序运转。一旦军政府部分权力可划归各省所辖区文官掌握，那便是“宪政时代”的开始。因为经过15年的培育，中国普通民众所接受的国民教育足可令其具备协助政府施政的能力，所以届时军政府将自然消亡。各辖区则将在同一部宪法的指引下组建联邦，最终宪政之政府得以缔造。 第二，先占广西，后取广州，从而获取外邦对共和国的承认。 第三，日俄战争如果日本获胜，日本将成为在中国占优势的列强之一，清政府将对其耳提面命，而革命党将不得不对付日本人；如果俄国取胜，被赶回岛国的日本将像他们以往那样继续支持革命党的改革和独立运动，因为日本必将在中国南方寻求某种政治补偿。 第四，法国可以采取两种途径帮助革命党。其一，秘密的。以“心照不宣”的默契让武器弹药通过印度支那的边境运入中国。其二，公开的。法国政府正式给革命党提供武器和资金上的援助，甚至还可以给革命党以巨额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