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甲午战败特别是胶州湾事件后，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增强，“列强瓜分中国”的舆论广为流传。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方式的改变及各国均势等因素，列强未能瓜分中国。上述现象迷惑不少国人，如梁启超所言，他们“奔走相庆，趋跄恐后，以为列强爱我、恤我、抚我、字我，不我瓜分而我保全，我中国亿万年有道之长定于今日矣”。①然而在义和团运动前，梁启超已经看到列强侵略方式的改变，提出“有形—无形瓜分”论，揭示列强“无形之瓜分”的手段和本质，强调“无形”更惨于“有形”，还指出侵略方式的转变不意味着列强完全放弃对中国行“有形之瓜分”，中国若“不能自强、不能自保，则无论迟早，而必有爆裂之一日”。②有识之士以为，列强均势被打破之日，即中国遭瓜分之时。随着革命形势高涨，部分立宪派担心革命将引发内乱，进而打破列强均势，“革命瓜分论”因此不胫而走，不仅成为反对革命的重要论据，而且深刻影响各党派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选择。 以往学界对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瓜分论”关注不多，③对其与辛亥革命之关系论述尤少。本文拟系统梳理“革命瓜分论”的形成、革命派的应对及此论对辛亥革命进程的影响，深化对辛亥革命得失的认识。 一、“革命瓜分论”的形成 “列强瓜分中国”论自胶州湾事件后即成为一股强劲舆论，“革命瓜分论”则随革命思潮出现而产生，并随革命思潮传播逐渐系统化。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维新士人逐步分化，革命力量增强，革命呼声渐趋高涨。此时革命思潮不仅在诉求上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民变”，而且主体也全然不同，如康有为所言，“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④“士夫”相较“小民”的一大优势就是拥有话语权，这一优势在近代中国报刊出版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更为突出。与以往“民变”私密运作、唯恐走漏风声不同，此时革命派公开发声、大造舆论。个中原因，章太炎在《序〈革命军〉》中说得很清楚，“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他认为邹容的《革命军》“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⑤以革命宣传为“义师先声”，吸引更多“材士”加入队伍，也是他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中吸取的教训。 革命派1901年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是较早公开宣传革命的刊物，刊发《中国灭亡论》《亡国篇》《正仇满论》等文章，公开号召武力推翻清政府，与孙中山等在海外的革命宣传一起，引起海外华侨关注。为此，康有为撰文批评革命主张，其中即有革命将招致列强干涉之意，认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人练军，或与外人立约，或向外人乞师，“方列强竞争，虎视逐逐，今方一统，犹危殆岌岌，若吾同胞相残毁……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必先为外人有矣，若印度是也”。针对“排满”宣传，康有为认为“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满洲、蒙古，皆吾同种，何从别而异之?”更关键的是，“国人今日之所当忧者，不在内讧，而在抗外也。欲抗外而自保，则必当举国人之全力”，若“不顾外患，惟事内讧；同室操戈，他人入室”，结果必“永为奴隶，永无自立，求如今者，不可得也”。⑥文中虽未出现“瓜分”字样，但“为外人有”、“他人入室”都为遭受瓜分之意。此文节选亦刊发于《新民丛报》上，依据《新民丛报》“印刷之数，自二千增至五千，读者之数，当自二万增至五万”⑦的事实，可以推测康有为的驳论在国内也有一定影响。而《国民报》因经费问题，仅发行四期便告停刊，加之远在日本，在国内影响相对有限。 真正开始在国内大规模宣传革命且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苏报》。自1903年章士钊“大改良”《苏报》后，该报连续刊出《康有为》《客民篇》《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读〈革命军〉》《新书介绍·革命军》《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文，公开疾呼“排满”革命。清政府因而出手镇压，《苏报》被封停。与清政府行动相比，反对革命的议论出现更早。《苏报》革命宣传开始后不久，《中外日报》连续刊载《革命驳议》一文，核心论点即“革命瓜分论”：“中国今日必不可以言革命，一言革命，必启内乱。一启内乱，则外人必乘虚而至，将借保护财产之说，以行其扩张权利之计，而大地陆沉矣。”革命—内乱—保护财产—干涉陆沉，即是“革命瓜分论”的基本逻辑。该文进一步分析外人干涉的几种情况，一是列强助官兵，则官兵必胜，列强必索酬于清廷，“其地之管辖权即永不复为我有。东三省之已事，其前鉴也”；二是如菲律宾，列强助革命党，官兵必败，但成事后，中国之土地终为列强所有。无论谁胜谁负，西人都坐收渔翁之利，“不啻我为前驱而引西人入内，使瓜分吾地也”。⑧ 从立论依据和逻辑看，“革命瓜分论”并非虚词恫吓、无中生有。菲律宾革命的教训近在眼前，内部变革引发混乱、外族趁机入侵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也不鲜见。尽管此变革非彼革命、此外族非彼列强，但逻辑是一致的。以彼例此，人所共喻，引起不少共鸣。更重要的是，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决定他们不可能坐视任何以推翻其傀儡——清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如何处理推翻清王朝和防止列强干涉之关系，是革命派必须面对的问题。《革命驳议》是立宪派“革命瓜分论”较早的系统表达，对此后反对革命论述的影响较大。当然，“革命瓜分论”片面强调革命可能的后果，避而不谈清政府作为“洋人的朝廷”无法维护国权和列强早已通过清政府“无形瓜分”中国的现实，仍寄希望于光绪帝“圣主当阳，内修政治，外联邦交，中国犹有可为也”，⑨显示出维新派对清廷的幻想和惧外进而对外妥协的倾向。 而后，随着《苏报》宣传《革命军》相关文章刊发及《革命军》一书流传，反对革命的声音更为强烈。江苏士人于鬯纠集其芸香草堂众多弟子分别撰写《革命驳议》共21篇，于1903年结集成书，次年出版。于鬯及诸弟子思想新旧程度不一，多对西方的革命学说、革命源流有所了解，但无一例外反对革命，革命“召瓜分之祸”正是他们立论的重要依据。陈象贤称，“若人之革命必无有成，吾恐他人之革命缘之起事也”，所谓“他人之革命”即列强之瓜分：“俄则革命于黄河之北，德则革命于黄河之南，英则革命于长江一带，日本则革命于闽浙之间，法则革命于滇粤之地”，“徒倡革命之说，以召瓜分之祸，亦何乐而为哉!”⑩吴孝仁批评倡言革命者“不审时势”，“自紫髯碧眼儿闯入剥削我权利，犹未足，甚至欲瓜分我土地，是今日之为患者欧美人也”，若汉人与满人争，“白人从而干预，中国之为中国将不可问矣”。杨鼎盛担心，“中国无事，各国犹倡言瓜分”，一旦“内讧既起，外侮遂乘，竟实行瓜分之事”，结果必是“国且折入于外人之手，清命虽革，中国灭亡矣”。(11)对“排满”问题，于鬯诸弟子虽有涉及，但驳论不深，往往指“排满”为妄为逆，为“诱惑人心”、图谋天下，没有将之与瓜分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