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郭馨梅,女,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流通产业研究;陈惠,女,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北京 100048)。

原文出处:
商业经济与管理

内容提要:

以流通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是拉动居民消费增长、推动形成统一大市场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支撑。通过计算莫兰指数测度我国省际流通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程度,借助2011-202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流通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和居民消费的空间相关性及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我国省际流通业与物流业通过融合、互补和共生存在一定的协同集聚度;第二,流通业与物流业的协同集聚和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能促进本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第三,流通业与物流业的协同集聚对相邻地区居民消费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基于此,应加大支持力度,推进流通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与协同集聚;优化协同集聚环境,促进本地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织密协同集聚网络,带动相邻地区居民消费增长等,从而进一步扩大内需,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期刊代号:F51
分类名称:贸易经济
复印期号:202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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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居民消费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助推器”。“十四五”规划指出,继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扩大内需,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石作用。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4年经济工作九大重点任务之一。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提出,从增加收入、优化供给、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施策,激发消费潜能,促进消费稳定增长。2011年至2022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由24.5万亿元增长至64.4万亿元,消费所发挥的拓宽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著。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不仅受到收入、偏好、家庭习惯和价格预期等需求侧因素的影响,还与供给侧的供给体系质量、产业结构和布局息息相关(张弘和吴顺利,2022)[1]。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关键一年,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提高其与国内消费需求的匹配度,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使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传统产业界限变得模糊,产业交叉和渗透现象不断出现,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是加快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李育全,2020)[2],正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流(胡汉辉和邢华,2003)[3]。在当前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协同集聚作为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有力推手,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陈建军等,2016)[4]。流通业与物流业作为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两个服务行业,其发展成熟度和效率提高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其深度融合能够提质增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于流通业与物流业,国内外学者对其概念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国际上对流通业的界定较为宽泛,经常与物流、分销、渠道等概念联系在一起[5];经合组织从狭义的角度将流通业的范围界定为批发业与零售业。国内对流通业的界定说法不一,其中,黄国雄表示流通业是承载商品、服务、资金等转移过程和交换功能的载体,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产业[6];乔均指出流通业涵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包括批发、零售、饮食和外贸的一般性商业,也是流通业的主体,另一部分是包括物资供销、仓储、运输等为流通主体服务的行业,也叫流通业的外延[7];马龙龙认为,流通业涵盖交易流通(如批发、零售)与物流(如运输、仓储及综合物流服务),同时包括生产者利用其剩余流通能力为其他企业提供服务的情况,如消费合作社,而原有的餐饮服务业应除外[8];夏春玉从狭义的维度提出,流通业指的是那些围绕商品流通开展的经营活动并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9]。综上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研究流通业从狭义的视角出发,主要包括批发业、零售业等。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流物流从合一走向了分离,物流业渐渐从流通业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行业存在和发展壮大。国家标准《物流术语》对物流业的定义为:是一种由物流资源产业化形成的复合型产业,由运输(铁路、公路、航空等)、仓储、装卸、包装、流通加工、配送及网络信息等多个领域共同构成,即物流业是指专门负责商品实体转移的储存、装卸、包装、运输、加工、配送等活动的行业。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我国流通业与物流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探讨其相互关系及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一是流通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流通业的业态、模式创新直接关系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张建华,2016)[10];自营对于流通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宋则,2018)[1],在我国流通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流通企业受到融资约束更多地放弃了自营,选择了联营模式,然而联营模式的同质化、地产属性强、品牌更新慢等弊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郭馨梅和何宗武,2022)[12];消费需求的日渐多样化、个性化,需要流通不断创新发展以挖掘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汪伟和李骏,2023;张增辉和肖亚成,2023)[13-14];流通业能够从匹配消费需求和优化商品供给两方面推动城乡居民消费(刘向东等,2023)[15],其智能化升级推动网上交易平台的繁荣发展并拓展居民的购物方式与渠道(李铮和孟昊芸,2023)[16];在我国,流通业的发展对居民消费的推动作用显著超越了居民消费对流通业的支撑效能(文启湘和梁爽,2010)[17]。二是物流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农村现代物流的繁荣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朱佩芬,2021)[18],其中,数字物流可以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唐立强和王伟静,2023)[19];即时物流等新模式的出现能够更好地改善末端配送,有效提高物流效率和消费者满意度(张晓芹,2019)[20]。三是流通业与物流业呈协同发展的态势。我国流通业与物流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长期稳定、相互促进的均衡协同发展态势,且物流业的繁荣能够推动流通业的发展(张娟娟和王会宗,2019)[21];物流业绿色转型对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张珺和邹乔,2022)[22]等;但目前流通体系的现代化程度稍显不足,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物流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荣晨等,2021)[23]。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分别探讨流通业、物流业和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成果相对多,结论较为一致,即流通业的蓬勃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导波和张思麒,2021)[24];流通业与物流业的繁荣发展可以相互影响;物流业的发展对于居民消费的实现至关重要。少有学者从物流业与流通业协同集聚视角展开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流通业与物流业协同集聚对居民消费是否有显著影响,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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