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仅从语义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内涵丰富，涉及管理、经济、贸易等，而其可供释读的学理重心在于地理学。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学术理念建立在真实的历史本体之上，其核心功能在于提振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在文化上则可以帮中国人完成一种带有历史地理元素的集体记忆。“一带一路”倡议还涉及文明演进的过程。古代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两者都蕴含有多元文化内质，其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建立在古代地理发现的维度上。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地理学意义更值得为人释读，而其务实性价值则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隐含在一种观念体系之内。古代丝绸之路的地理学理念体现在人对地缘、地貌、地况等概念的感知、探测和考量层面，其外在的意义则在于运输、游走、迁徙、旅行层面。从流动性文化符号的角度看，其与奥运会、世界杯等现代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过程很相似，亦与崇尚交流传播的现代体育的内在精神高度一致。 1 地理学构建出“一带一路”的现代体育学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体现出中国政府明确的互惠互利的现代贸易主张，还是一种增进互信的交际符号，因此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Jones(2020)分析了官方文件，证明‘一带一路’在基调上与全球主流秩序相一致。”[1]刘丽娜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改进了国家对全球秩序的干预类型，并有助于说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作用”[1]。张进认为：“创意审美文化范式无疑从最基础的思想和人文层面，为丝路话语表述提供了新的思路。”[2]针对如此主题，西方学者的探究带有宏观性，而中国学者更加着眼于“一带一路”的历史性、务实性与日常性内涵，并将其看作一种真实的可供释读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操作的结合体。 从概念沿革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延伸的是历史上真实的丝绸之路的观念体系，而新的时空语境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19世纪末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很快就被学术界和大众接受并得以广泛传播。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不仅清晰阐释了丝绸之路的意义体系，还将此概念传播到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也源于欧洲学者。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丝绸之路有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两种[3]。丝绸之路的概念本身就体现着明确的地理学因素，属于一种富含人类学特质的考古发现。 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商贸之路，亦为世界文化展示的中轴线，东西方不同民族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皆可在此网络中得以传播、交流与融合[4]。从学理角度看，丝绸之路的地理文化学属性更为明显。当然，关于丝绸之路的地理形成缘由仍有不同意见，比较一下丝绸之路的草图或地图，也能发现一些差异[5]。从宏观的角度看，丝绸之路是一种地理大发现式的远程行商样态，不仅具有贸易至上主义的意义，还与人类渴望摆脱外在环境约束的探索精神相呼应。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路程包括河西走廊、葱岭，直达地中海沿岸[6]，其地理学内涵很丰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汉唐精神的再现方式，其所再现的是古丝绸之路的基本理念、规制与精神。从汉唐文化构建的角度看，古代丝绸之路可谓其中的亮点或核心。换言之，汉唐精神的最佳空间载体便是古代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积淀既有温和的贸易与合作，亦有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在斗争中融合，是汉代丝绸之路体育文化交流的特点之一。在长期的冲突和交流过程中，乌桓、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也把它们特有的体育文化传入汉朝。”[7]古丝绸之路沿途多长于射猎的游牧民族，对他们而言，射猎不仅是狩猎和军事手段，还是体育活动。这些行为习惯对汉民族的边疆区域影响很大。 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活力下降，代之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尽管我们可以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追溯到更早，汉代或者唐代，但不可否认，只有到了宋代，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才真正繁荣起来。”[8]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活动也很丰富。如闽南“送王船”发展成为世界级‘非遗’项目，其对于助推海上丝绸之路文旅融合亦意义重大[9]。人的进化过程本身就带有海洋化的特质，人所共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放性就几乎等同于海洋性，“一带一路”倡议鲜明的海洋性元素与此高度契合。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世界开始进入新型海权时代。农耕立国让位于贸易立国，大陆思维让位于海洋思维，本土视野让位于全球视野。海洋性开始成为人类的中心议题。“笛卡尔把他的人类例外论建立在二元论上，认为精神是一种非自然的东西，从本体论上讲与人体是不连续的，而人体却与动物身体、海洋、火山和星星处于本体论大分水岭的另一边。”[10]美国学者卡茨也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一个比我们更有能力的心智的存在。正如我前面所分享的，是智慧造就了人类的身体、海洋和花朵。我叫它宇宙。”[11]身体与海洋的关系就此获得了意义解读、阐释与扩张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