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格特·比斯塔批判性地提出了教育的“学习化”（Learnification of Education）这一概念。“如果说过去15至20年有一种趋势占据了教育领域，那就是转向学习者和他们的学习。”[1]“我现在希望用一个有意让人觉得不好看的术语来称呼它：教育的‘学习化’，‘学习化’代表了讨论教育的话语从‘教育’向‘学习’和‘学习者’转变。”[2]他认为“学习”作为新语言的兴起，使得“学习”被焦点化，表现为“将教师称为学习的促进者，将教学称为学习机会的创造，将学校视为学习环境，将学生视为学习者，将成人视为成人学习者，将成人教育领域视为终身学习领域。”[3]“不好看的术语”表明了他对这一变化的担忧，他想通过创造“学习化”这一概念让人们注意到变化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是忽视教育关系的“个人主义”倾向；二是忽视内容与方向的空洞的学习过程[4]。 同样的改变也发生在儿童哲学研究与实践中，从教儿童哲学到与儿童一起做哲学的转变，反映出儿童哲学教育立场与实践模式的更迭。“这种方法不强调逻辑思维技能，甚至不强调发现想法中的不一致或矛盾，而是将哲学作为一种愿望的形式——让孩子有机会探索和阐明他们以前没有说过或甚至没有想过的东西。”[5]刘晓东也曾明确指出“儿童的哲学是自本有而来的”，应慎用“教”的方法。近年来，儿童哲学在开展的形式上不断创新、选材上更为亲近儿童兴趣、内容上贴近儿童生活、成果上更乐于展示儿童丰富的精神世界。从种种变化上看，儿童哲学似乎也卷入了“学习化”的浪潮之中。 一、问题的提出：“学习”或成为儿童哲学发展中的一把双刃剑？ 同样是在2006年，新西兰教育部长史蒂夫·马哈雷在《个性化学习：把学生置于教育的中心》的演讲中指出：“在杜威的《明日的学校》一书中，他曾经用大量笔墨论述了更加灵活的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取向，并且通常指的就是学生中心的学习。个性化学习的概念带领我们朝这一方向更进了一步——我们寻求把每一个学生及其学业成就置于教育的中心。”[6]在这段表述中，马哈雷部长希望为“学习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以帮助实现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被看作是为学习者提供更为个性化的学习方案，让每个学习者都能在“与众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学习。随着理念的变革，现代教育技术的高速发展也进一步促成了这种个性化、主动式、开放型学习样态的实现。刘云杉指出：“半个世纪后回望，伊利奇所构想的学习乌托邦①被教育技术用更迅猛且硬朗的方式实现了。”[7] “去学校化构想”是伴随着人们对学校教育的批判而来的，其中常为人们所诟病之处就在于学校教育对学生的控制而非解放。保罗·弗莱雷用“被压迫者”来形容学生，这表现为在教学内容上学生无法选择，教学形式上学生是被灌输的对象。在他看来，学校教育进一步加剧了人温顺的奴性，但却压抑了梦想者、创造者、革命家般的自为的人性。他说：“真正的解放——人性化的过程——不是向人民灌输另外一种东西。……真正投身于解放的人必须彻底摒弃灌输式教育，代之以接受人是有意识的存在这一观念，这里的意识是针对世界的意识。”[8]学生应该掌握选择与创造的权力，让学生从教与学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让教师成为从旁协助者，吹响了学习话语转向下的战斗号角。 （一）“学习”语境下儿童哲学关注学习者的天性并为个性化思考赋权 儿童哲学是一场基于对教育现状强烈批判的教育创新实践，作为发起者的李普曼认为修修补补式的教育改革无助于弥补教育的失败景象，典型的表现就在于“孩子们经常抱怨学校课程索然无味、缺乏意义、与己无关。”[9]“有一些儿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有何意义，总感到面前世界陌生、破碎、令人困惑，便很可能去寻找获得全部人生经验的‘捷径’，最终还可能尝试着胡来或产生精神变态。”[10]满足儿童对意义的渴望是李普曼开展儿童哲学的动力与目的。 转向儿童，关注儿童的需要和天性也是另一位儿童哲学发起者的共识。同为大学教授的马修斯在面对大学生对哲学课的消极态度时倍感伤心，他认为“哲学是一项自然的活动”，他提出儿童的“清新和创意在哲学上就像在诗歌里一样，依然是被格外看重的。”[11]他深情地为“儿童的哲学”正名，认为哲学天性在3-7岁的儿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而随着学校教育的开始，儿童的哲学天性则逐渐休眠。马修斯为儿童能够自主自发地思考哲学问题提供了例证，推动了对儿童能够做哲学的学理性阐释。例如在他的书中提到： 一位名叫埃迪的孩子提出：“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正的莴苣种子？”老师回答他：“袋子上写的是‘莴苣’。”然而他却质疑：“万一它其实是番茄种子呢？” 面对这样日常的对话，马修斯指出“埃迪的问题其实涉及如何证明知识的正确性。其他的孩子很快就加入讨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对知识的确定性提出怀疑。”[12]简单的对话经由马修斯的分析就成为知识论所涉及的对象。在儿童哲学究竟应该如何开展的问题上，他说：“人们当然指望能发现儿童自然而然地去做哲学，不过‘鼓励’儿童做哲学便没有道理了，因为这是那种发展常态的事情，所以应当指望哲学从儿童心里长出来。”[13]马修斯惊异于儿童自然自发地亲近哲学这一现象，重新思考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并与李普曼共同建议将那些关于童年的哲学问题统归为“童年哲学”的范畴而加以研究。他视之为对成人中心的反抗，尽管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招来误解，但他坚持认为：“正像《纽约人》封面上的美国鸟瞰图一样，我将儿童视为小小哲学家的观点也是一种扭曲。但是传统童年观认为，童年就是经过一系列与年龄大致相关的阶段、以成熟为目标的发展；这种童年观也是一种扭曲。有时候，似乎纠正扭曲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反向的扭曲来矫枉过正。”[14]正是得益于马修斯的研究，儿童获得了与成人平等做哲学的地位；而相较于成年，童年的价值甚至得到了更多的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