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是晚清第二任驻欧公使，也是19世纪接触与运用西方知识的先行者。他历任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出使前不仅通习英文，博采西学书籍，出使后更是考察西国政俗，在外交事务上善用国际法律，推动晚清走向国际化①。《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是曾纪泽1870年至1890年间所写日记，记录了他接触、研习与消化西学的点滴心迹。然而，翻阅曾纪泽的出使记录，他论中学与西学两者关系，仍不出“西学中源论”②。“西学中源论”发萌于明末，认为西方历法、算学源自中国古代，此说在清中叶获康熙支持而成为钦定学说③，晚清通习西学人士进而将其他西方自然社会科学溯源至中国古代④。诚然，“西学中源论”将西方政教与工艺同视为中国己出，有利于洋务官员扩大引进西学的范围；不过，曾纪泽通习中西语言文化，仍服膺此穿凿附会之说，不免引起史学家的关注与反思⑤。 鲜为学界所知的是，曾纪泽的“西学中源论”曾随他的出使日记传入西洋诸国，引发当时读者的广泛关注。曾纪泽抵欧后，一度抄寄驻外日记归国，其中记有“西学中源论”⑥。这本日记1882年为上海《申报》馆刊售，题作《曾侯日记》。英国在华外交官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最早翻译日记刊本。译本于1882年见登在香港汉学期刊《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修改后复登伦敦的时政文化月刊《19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⑦。此外，美国在华传教士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D.D.，1850-1924)在曾纪泽病逝次年再译《曾侯日记》，译文登载于上海《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⑧。三个译本无一例外摘译日记的“西学中源论”，曾纪泽此论也借由译本进入西方公众的视野。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三个译本？译者们分别如何译介“西学中源论”？曾纪泽此说在西方被放置在何种讨论框架之中？本文以英国外交部档案、传教士档案与西文报刊等史料为据，考察《曾侯日记》在19世纪西方的译介。 一、推介中国知识的香港摘译本 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882年初已关注到《曾侯日记》的出版。该报1月5日提到《申报》馆昨日已出版一本题作《曾侯日记》的小册子，称不日将会跟进关注⑨。据《申报》登载的售书广告可知，《曾侯日记》确于1月4日销售⑩。不过，字林报社仅于1月10日重登这则新闻于其周报《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11)，未按许诺发表后续报道。 《曾侯日记》引起西文报刊广泛关注始于译本出版。《曾侯日记》首个译本于1882年12月见登香港《中国评论》。译本题为《中国驻英法两国大臣曾侯爷的日记摘录》，译者署名为J.N.Jordan(12)。据查证，译者即英国外交部译员“John Newell Jordan”，中文名为朱迩典。朱迩典生于爱尔兰，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College，Belfast)，1876年通过外交部考试来华，历任译员、领事、汉文副使、汉务参赞等职，1896至1905年调任朝鲜外交职务，1906至1920年任驻华全权公使(13)。朱迩典1878年10月至1880年3月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服务，1880年3月至1882年6月供职广州领事馆(14)。他翻译《曾侯日记》时，应尚在广州领事馆服务。 据译本前言，朱迩典的翻译底本为上海《申报》馆出版的《曾侯日记》。前言称，《曾侯日记》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以“极其坦率甚至直言不讳的语言”写作。前言末段还称，欲借助此次出版来提醒曾纪泽一年前许诺给予“国外经历续篇”之事，希望提前刊登译本不会使他推迟其他日记出版(15)。此语似透露，译者与曾纪泽一年前有出版之约。查阅《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曾纪泽出使前在北京拜访过朱迩典，但他在1879年至1883年间未提及朱迩典，更不曾阅读过译本(16)。曾纪泽1882年2月8日知《申报》馆出版日记后，向总理衙门急发电报称：“泽日记首册稿已毁，忘作何语，闻沪印传甚诧。乞查语有无关系，须禁否。”(17)他1882年3月9日才阅读日记刊本，当天日记上有“看上海所印余之日记”之语(18)，11月21日回复陈俊臣信谈及此事，言“初出洋时，写日记寄译署。不知沪人何由得稿，公然刷印”(19)。故而，曾纪泽无意公开出版本人公务日记，更何况与译者约定翻译事。据此可知，朱迩典此语极有可能为刻意杜撰，以夸大他与曾纪泽间的关系。 朱迩典所译为摘译，选译日记序言与正文15节，每节自拟小标题概括主要内容。现将译本小节标题罗列，并注明每节日记的写作日期，以透析朱迩典的摘译策略。
前5节为曾纪泽出使途中的记录，后10节为曾纪泽驻欧记事。后10节中7则关涉外交政务，包括婉拒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请求充驻法领事，与法国政治家刚必达(Léon Gambetta，1838-1882)论传教，与法国工程师勒色朴斯(Ferdinand de Lesseps，1805-1894)论巴拿马运河开凿，评英国前首相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1881)，评左宗棠借外债之举，记英国外交部长盖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Gascoyne-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1830-1903)接待，及与巴西驻英公使白乃多(Baron de Penedo，生卒年不详)论换约，等等。由表可知，第8节与刚必达论传教，合并了曾纪泽1879年2月9日首次及2月23日第二次会见刚必达的记录，使得小节主题更紧凑。后10节中还有3则日记关涉西方文化，分别论英法两国国民性格、西学中源与西方舞会起源。据表格注明的时间，论英法两国国民性格节为日记1879年2月10日条，译者将之前置于1879年1月条目前，有意提高其关注度。与之相反，1879年2月22日论西方舞会起源节，则置于1879年4月条目后，相较其他条目略显次要。同被后置的条目，还有第14节记盖斯科因-塞西尔。此节放在论西方舞会起源节后，或因内容仅记侯爵的茶会款待，与政务关联不大。由此可见，朱迩典译本的摘译重心为政务外交，其次为西方文化；内容排列次序以时间为主要依据，且会根据译者心目中内容重要性与话题间的关联度进行微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