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其既可能来源于外部市场需求，也可能来源于本土市场规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我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表明外需和内需的相对重要性需要作出调整[1]。从内外两个市场协同的视角探讨本土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优化升级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证问题。出口复杂度指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质量及技术复杂程度[2]，可作为测度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替代指标[3]，这为探讨本土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优化升级的关系提供了条件。 关于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从供给侧展开。Rodrik认为劳动力规模能促进国家出口复杂度提升[4]；Li等将R&D投入引入实证分析，发现创新投入对一国的出口复杂度具有提升作用[5]，Atasoy等得到了同样的结论[6-7]；此外人力资本、外商投资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也能显著促进出口复杂度的提升[8-9]。以上关于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文献对于供给侧的研究较为充分，但鲜有文献关注本土市场规模这一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综合性因素。 本土市场规模可以通过促进创新来提升出口复杂度，同时也受到外部市场需求的协同作用。国际贸易中的重叠需求理论、需求引致创新理论以及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分别基于不同角度验证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需求的重要性。为避免外需疲软对出口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学者提倡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由“外需驱动”到“内需主导”。许南等提出改善出口结构，依托国内需求为本土企业提供自主创新支持[10]，Arora等也进一步验证了市场规模的创新效应[11-13]。较大的本土市场规模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创新技术成本、改善技术创新环境来提高企业创新的积极性[14-16]，而且市场需求会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地增加，这些潜在的需求也会成为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17-19]。刘志彪等从国内价值链的角度出发，认为大规模市场下构建的国内价值链有助于中国企业向价值链上游位置推进，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水平[20]。针对大规模市场内生的多层次市场需求，钱学锋等建立了“需求结构引致创新”模型，并在中国制造业得到了实证检验[21]。可以推断，本土市场规模可以通过创新效应来提升产品的出口复杂度。 基于对世界各国本土市场规模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空间分布ArcGIS图的粗略观察，可以发现在本土市场规模更大的国家，出口复杂度也倾向于更大，即本土市场规模与制造业出口复杂度之间可能存在正向关系。为了更加全面地研究本土市场规模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本文试图建立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出口复杂度的理论模型，并得出二者关系的理论假说；基于宏微观数据检验理论假说，并探究不同类型国家的本土市场规模对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进一步考虑外循环的影响，研究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协同作用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超大市场规模提升产品出口复杂度的理论机制，并对于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基于Aghion等构建的理论模型[22]，本文作如下改进：①拓展了本土市场规模影响出口复杂度的创新效应。前者仅考虑了本土市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本土市场规模对出口复杂度的作用，而把创新作为二者的中介变量。②将模型拓展到开放经济情形中。将国外消费者也纳入模型，不仅验证了本土市场规模对出口复杂度的创新效应，还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和国外市场规模具有协同作用，能够共同促进出口复杂度的提高。 1.消费者设定 假设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部门和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本国的消费者人数为L，表示为本土市场规模。假设所有消费者行为对称，每个消费者消费产品i的数量为x，其中i∈[0，M]，M是企业的数量即品种的范围（假设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用θ[，i]来表示出口复杂度，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出口复杂度越高，消费者能够得到的满足感也就越大。为了简化模型分析，假设本国企业在国内外出售的产品出口复杂度是相同的。 每个消费者在预算约束内通过选择一个最优的消费组合使得效用最大化。假设在预算约束下，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加性效用函数来描述偏好。以下是消费者的效用（u）函数：
其中，刻画消费、出口复杂度与效用关系的参数α＞0，β＞0，γ＞0。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需要求解以下最大化问题：
多样性偏好型消费者的决策在形式上等同于Arrow-Pratt风险规避理论中的决策，消费者的基本效用函数凸凹性为严格凹，从而确保生产均衡的对称性和唯一性[23]。经推导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r[，u]）可以表示为
在预算约束中E是消费者的总收入，p[，i]是每种产品i的价格。假设每个消费者的收入由劳动单位组成，劳动收入为非弹性，为了结果清晰本文把消费者收入标准化为1。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到消费者的逆需求函数为
